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 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 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 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 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 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 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 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 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 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 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 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 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 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 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 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 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 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 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 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 、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 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 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 。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 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 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 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 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 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 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 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 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 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 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 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 ；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 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 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 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 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 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 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 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 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 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 ，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 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 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 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 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 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 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 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 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 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 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 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 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 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 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 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 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 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 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 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 ，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 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 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 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 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 ，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 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 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 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 ，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 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 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 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