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 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 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 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 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 ，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 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 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 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 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 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 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 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 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 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 ，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 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 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 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 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 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 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 、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 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 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 ，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 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 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 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 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 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 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 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 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 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 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 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 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 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 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 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 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 。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 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 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 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 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 ，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 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 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 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 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 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 ”。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 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 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 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 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 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 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 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 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 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 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 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 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 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 ，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 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 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