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家和诗人，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早已被承认了的。作为思想家，他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也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肯定。然而，这些成就却“掩盖”了他在史学史上的建树。柳宗元的学术活动及其撰述，实为中唐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被历史学界所忽略的问题。
    一、《贞符》《封建论》：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天人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家、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司马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把推究“天人之际”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内容，这在史学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此后，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一直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关注，它既是哲学、政治，又是历史理论的重要问题。其间，始终贯穿着“天人相合”和“天人相分”两种论点的斗争。在这个理论斗争中，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把“天人相分”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的《天说》、《天对》、《{K18906.jpg}说》、《时令论》、《断刑论》等著作都有精彩论断，其中有的“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见解”①。近人章太炎指出：“排天之论，起于刘、柳（原注：王仲任已有是说，然所排者惟苍苍之天而已，至刘、柳乃直拔天神为无）”②。柳宗元以其光辉成就，与刘禹锡同为“排天之论”的健将，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
    柳宗元对“天人之际”问题所作的批判性总结，还表现在他对国家起源、历史进程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如果说他对“天命”的否定，是廓清了有关天神历史的种种迷障，那么他对“圣人之意”的否定，则是为了矫正人们对于世俗历史的种种曲解。诚如有的论者指出：柳宗元“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从自然观一直贯穿于历史观”，从而展开了“对神学历史观的批判”③。
    在柳宗元的论著中，《贞符》和《封建论》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有关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问题。《贞符》的主旨是要以历史事实批判传统的符命之说，阐明“生人之意”（即“生民之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柳宗元在《贞符》序文中一开始就把批判锋芒指向前代的名儒硕学如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斥责他们“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类似“淫巫瞽史”之言，起了“诳乱后代”的不良作用④。他不赞成所谓“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敚斗怒震动，专肆为淫威”这种想当然的说法。同时，勾勒出一幅人类从初始阶段开始进入国家产生时代的历史画卷。从思想渊源上看，柳宗元无疑是继承了荀子和韩非关于国家起源的进化观点；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幅画卷不免过于粗糙和幼稚，有些细部距离历史真实甚远。但是，在他之前能够作这种具体的历史描绘的人是不多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在描绘这幅历史画卷时，是从外在的自然条件（“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和人类的生理欲望（“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的。即人类为了吃、穿、住、“牝牡之欲”而逐步懂得“架巢空穴”、“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而后由于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争夺，而产生交争、搏斗，于是才有“强有力者出而治之”，才有“君臣什伍之法立”，才有“州牧四岳”，才达到“大公之道”；而“大公之道”的实现，又是“非德不树”。可见，柳宗元在阐述人类初始生活状况和国家起源问题时，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来说明的。这些看法，包含着对于人类如何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天才的猜想”，在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闪现出耀眼的光辉。从世界范围来说，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这是就家庭史说的，如果从原始社会史来说，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才“在原始历史观中”引起了革命⑤。这说明，整个人类对于本身初始阶段的历史的认识，确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柳宗元在9世纪初提出的这些看法，是很难得的。
    《贞符》的理论意义，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考察，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进而证明历代皇朝的兴起“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强调人事的作用和政策的作用。作者痛斥历史上那些“妖淫嚣昏好怪之徒”制造“诡谲阔诞”，“用夸诬于无知氓”，并公开反对帝王的封禅活动。所有这些，对于揭去笼罩在历史上的神秘外衣，恢复历史的世俗面貌，启发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柳宗元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个认识上，他在《封建论》中进一步探讨了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从而把他的史论又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封建论》的主旨，是作者提出“势”这个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来说明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封建论》一开始就提出“生人果有初乎”⑥的问题，这里的“初”跟《贞符》里说的“惟人之初”的“初”是同一个意思，即从无“封建”到有“封建”的发展过程。“封建”是指所谓“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作者从分封制的出现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这在方法论上是由近及远、由现代去认识过去的一种方法。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柳宗元所阐述的分封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显然是很肤浅的；他把分封制一直上溯到尧、舜、禹时代，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封建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这两个前后相关联的命题。作者从人类处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初始阶段，为了“自奉自卫”必须“假物以为用”到“假物者必争”，从“争而不己”到听命于“能断曲直者”，从“告之以直而不改”到“君长刑政生焉”，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的出现，触及了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亦即国家起源的那一段历史。在这一点上，《封建论》同《贞符》有共同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特别强调了“势”是历史发展的动因，而后者强调的是“生人之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