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柳宗元还指出《国语》记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嗜诬”前人的地方，也有粉饰前人的地方，甚至还批评《春秋》记事有不真实之处(20)，等等。
    《非国语》一书是柳宗元的史学批判的代表著作。在这部书里，其所论主旨，是反复强调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他以前，除刘知几外，还没有别的史家能够这样全面地、具体地来总结史学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历史理论上提出这么多问题。刘知几《史通》的成就主要在史学理论方面；柳宗元《非国语》的成就则主要在历史理论方面。这是刘、柳在中国史学上贡献的不同之处。然而《史通》和《非国语》的历史命运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史通》问世后，晚唐人柳璨“以刘子玄（知几）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21)《非国语》问世后，则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作《是国语》(22)、《非〈非国语〉》(23)。表明了刘、柳的批判史学触动了正宗史学的弊端，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的史学批判精神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柳宗元同刘知几在史学思想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重视史家自身的修养即是其中之一。刘知几倡言史家须有“三长”，并撰写了《直书》、《曲笔》等名篇；柳宗元除了在《非国语》中有许多地方讲到这方面问题外，还撰有有关专篇，其论述之精到，与刘知几相比自另有一番气象。
    三、《与韩愈论史官书》：史家的信念与职责
    柳宗元的史论，除了《天说》是为回答韩愈“言天之说”外，《与韩愈论史官书》也是为批评韩愈而作。这虽然是韩、柳之争的问题之一，但其在中国史学上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争论的界限。概括地说，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一篇阐述史家信念与职责的杰作。
    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 希望他在史事方面有所贡献。韩愈不摆史官架子，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事的一些看法。次年正月，谪降永州的柳宗元读到了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24)，当即致书韩愈，阐述了他同韩愈的不同看法，此即《与韩愈论史官书》(25)。
    这两封书信所反映的对于史事的不同见解，从历史观点来看，仍然是天命论历史观同朴素的唯物论历史观的辩论。韩愈在信中列举历代史家如孔子、齐太史、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王隐、习凿齿、崔浩、范晔、魏收、宋孝王、吴兢等。都因作史而没有好结果，结论是：“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又说：“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柳宗元在信中，严肃而又充满激情地指出：“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柳宗元根据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前代史家的种种不幸结局，并不都是因为作史才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他进而指出：“凡鬼神事，眇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这是应当引起深思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争论，直接与史学工作联系起来，甚至影响到史学工作的开展，这两封信于此很有代表意义，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应忽略。
    从史学工作来看，尤其是从史家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来看，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他看来，一个史官贵在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职责感。信念，就是“思直其道”；职责感，就是一旦位居其职，则以撰述一代史事为己任。主张“直道”，这是柳宗元这封书信中十分突出的思想。他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一个史官为尽其“直道”，“虽死不可回”，这就是坚定的信念。柳宗元著作里有不少讲“中道”的地方(26)；“中道”，即中正之道。这里讲“直道”，意谓正直之道、公正之道，跟“中道”应是同一含义。所以他在此书中向韩愈指出：“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宜守中道，不忘其直”与“思直其道”是一致的，柳宗元视此为做人的信念和准绳，亦为史官应有的德行。当然，史家要恪守自己的信念，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柳宗元针对韩愈“不敢率尔为也”的思想，指出：一个史官，不应因“史以名为褒贬”而“恐惧不敢为”，更不应当“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要敢于“居其位而直其道”，真正去做点事情。这就需要有职责感。柳宗元在致韩愈的信中反问道：关于有唐二百年史事，“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人人都说“我一人，无可为”，这将是一种十分悲哀的局面，“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柳宗元所热烈希望的，是人人“孜孜不敢怠”地勤奋工作，则唐代历史“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而对于每一个史家来说，“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柳宗元讲史家职责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把史家不仅看作是单个的人，而且看作是一个前后相承的崇高事业的承担者群体。从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来看，这包含着认识上的新的迈进。
    《与韩愈论史官书》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官将近十年的情况下写的。岁月流逝，人事沧桑，但他对于友人的情谊却没有改变，甚至理论的分歧也没有影响热烈的期望。他赞叹韩愈的“史才”，希望他“更思”，鼓励他“可为速为”，不要贻误时光。柳宗元的这种积极情绪和真诚精神是非常感人的。
    继《与韩愈论史官书》之后，同年，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27)，对韩愈的热忱期望溢于言表，书中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尽其业！”这段话，还非常真切地透露出韩、柳早年共事时“期为史志甚壮”的情怀。联想到柳宗元对于史学事业曾经有过豪迈的抱负，我们对他的史学修养和历史理论造诣的认识，或许会更加深刻些。
    《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还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的认真实践精神，说明他并不是只善长于理论思维的人。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28)，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他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精神，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作品“信且著”。《段太尉逸事状》在柳宗元丰富的史学撰述中虽非重要作品，但却给他的历史理论作了一个极好的注脚。大约250年后， 《段太尉逸事状》为《新唐书》作者采用，写入《段秀实传》。宋祁在传后赞语中写道：“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29)这可以看作是宋人对柳宗元治史作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