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提出来，柳宗元是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来加以说明的。除了阐明“封建，非圣人意也”之外，他又举周、秦、汉、唐为例，认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强盛，末大不掉之咎欤？这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废“封建”，设郡县，“此其所以为得也”；但“不数载而天下大坏”，是因为它“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的缘故，此所谓“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或者叫做“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可见“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他反复论证：在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他对分封制和郡县制得失的分析，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看，都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他反复强调“封建”的出现是“生人”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客观情势所决定的，并不是“圣人”主观意图的实现；同样，自秦以下，废分封而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这些论述不仅在历史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从中唐社会藩镇林立的局面来看，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认为：《封建论》真正是作者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闳于其中而肆于其外的杰作。宋人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植、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⑦当然，自柳宗元以下，对《封建论》研究、评论，赞扬訾议，褒贬轩轾，代有其人，但它在历史理论发展上所起的辉煌作用，却是人们无法抹杀的。近人章士钊著《柳文指要》，认为《封建论》是“从来无人写过之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从史论的角度评价了《封建论》的学术影响：“从来史论扎定脚跟，无人动得分毫，唯见子厚（宗元）此论，罔识其他。”⑧千余年来，视《封建论》为史论并进行系统研究，章士钊可谓第一人矣。
    《贞符》提出“生人之意”以与“天命”对立，《封建论》提出“势”以与“圣人之意”对立，这是它们的不同之处。“生人之意”认为历史变化的动力是人们的意志、愿望和要求，还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势”是情势、趋势，接近于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看法，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一种见解。《封建论》作于《贞符》之后，于此可以看到柳宗元历史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还要指出一点：柳宗元提出的“势”，是对前人如司马迁所讲的“形势”的继承和发展，又为后人如王夫之讲“势”与“理”的统一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在有关“势”与“理”的理论发展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非国语》：史学批判的理论价值
    柳宗元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在柳宗元的著作中，还有一种批判是从具体的史学著作入手的。这种批判，因为涉及的问题多带有根本的性质，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和理论价值。《非国语》就是这种批判的代表著作。《非国语》67篇⑨，一般被看作是柳宗元的哲学著作，事实上，它更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评史事，评人物，评史家，评史书编撰，而于其中见作者的思想旨趣和批判精神。
    《国语》这部书，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也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的重要著作之一。《国语》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但不可信⑩。在历史上这种说法有长时期的影响，认为左丘明同时撰有《左传》和《国语》，《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柳宗元似亦执此说。他为什么把史学批判的锋芒首先对着《国语》？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社会实践方面的考虑。他在《非国语·序》中写道：“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本诸理”，是从理论上考虑。他在《非国语》书末跋文中写道：他担心后世读者不能看出《国语》中的错误，为“庸蔽奇怪之语”所惑，甚至把它抬高到近于经书的地步，为了“救世之谬”，而作《非国语》。“救世之谬”，也还是从理论上说的。撰《非国语》的社会实践目的，在他给友人的两封书信中讲得很真切、具体。一是《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是《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在前一封书信中，他指出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缺少正确的治世之道的几种表现，最严重的是“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他明确表示：“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只要对世人有所启迪，他不担心因《非国语》之作而被加上种种罪名。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柳宗元产生了批判的勇气。在后一封书信里，他申述了自己“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志向，自永贞事件后这种志向已无法实现了，“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11)。他是要通过著书来发挥他“辅时及物之道”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非国语》撰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作者以“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的“罪人”的身份，仍然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抱负，读来令人感动。
    《非国语》择《国语》之“诬怪”、“阔诞”之处，予以分析、评论。作为史学评论的专著，《非国语》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天人关系、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评价的标准、史家书法问题等。
    （一）关于天人关系。这是《非国语》中最突出的部分和最重要的成果。据粗略统计，《非国语》67篇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批评《国语》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三川震》，《料民》、《神降于莘》、《问战》、《卜》、《杀里克》、《伐宋》、《祈死》、《褒神》诸篇，尤为突出。而其基本思想，是明确地否定“天命”的存在，同时指斥种种以占卜、预言、梦寐、童谣与人事相比附的虚妄。如《国语·周语上》记：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按：指泾、渭、洛三水）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亡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国语》所记“印证”了伯阳父说的“亡国不过十年”的话。这在《国语》宣扬“天人相合”的观点中是很典型的一段文字。柳宗元在《非国语·三川震》中批判了伯阳父的说法，认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出自内在的原因，不是为人们打算和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就存在着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的现象，如果把这些看作国家兴亡的征兆，那是太可笑了。柳宗元进而指出，所谓“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就更加荒谬了。侯外庐先生在评论《三川震》的理论价值时写道：“这八个‘自’的四对命题是超越前人的理论”(12)。从历史理论的发展来看，“自”的范畴的提出具有极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天人之际”问题，首先要辨明“天”是神，还是物？是有意志的，还是没有意志的？第二，是“天人相合”（“天人感应”），还是“天人相分”？第三，“人事”（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天”？是“圣人之意”？是“生人之意”？是“势”）？仅仅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即：“天”作为自然界，其运动的根源何在？柳宗元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就把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以来的有关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人们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而且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的影响时，“天命”就无处藏身而最终失去其欺骗的作用。在其他有关各篇，柳宗元反复阐述了“天命”是不存在的。如在《伐宋》篇中从历史事实上证明“天之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神在于莘》篇中更进一步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此外，柳宗元从否定“天命”而否定梦寐、卜史、童谣等与人事的关系，把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到社会和历史方面。《非国语》中所包含的这一部分思想与《天说》、《天对》互相发明，构成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独特体系，亦是他把“天人相分”问题推进到比较完整的理论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