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主德国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不仅表现在选举工作中，而且表现在限制 公民出国旅行等方面。克伦茨承认：“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 他们的头号愿望。”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几十年来，民德政府又“侵犯了一种重 要的人权，这大大加速和扩大了出境浪潮”。（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53页。）人们对政府限制旅行感到不可思议：第一，“地球仪上的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竟 成了民德公民的禁区呢？”（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 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第二，政府 强调，旅行限制是因为存在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国家拿不出必要的外汇数额。但同时 又强调，民主德国属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这种说法自相矛盾。（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第三，政治家们的国外旅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变 得家喻户晓，但是公民本身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 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3页。）
    人们的困惑不无道理。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在最有 活力的时期过得像个样子，而不是作为领养老金者拿到一本渴望已久的私人旅行护照时 再去享受。人们不愿再去迁就现有状况，而是最终要独立自主地去参与塑造未来。”（ 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政府长期限制公民自由，令公众对党政 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厌恶。”（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他们反感的是：“从幼儿园起一切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他们向往拥有个性的活动余 地；面对被剥夺了的决定权利，他们感到是无力的；他们产生了想解决官方认为根本不 存在的矛盾的兴趣；他们想说一些同报纸上冗长的讲话不同的话；他们想发现和经历一 些事情，但却好像被国家禁锢了似的；他们的旅行癖在增加。”（注：[民主德国]埃贡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1年版，第155页。）然而，实现公众的这些心愿谈何容易！不得已，一些人喊出 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煽动性口号。（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 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 176页。）年轻人则高呼：“柏林墙必须消失！”因为它不仅是一道“把百姓关进了狱中 ”的高墙，（注：[联邦德国]克·哈普雷希特编，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3页。） 而且它还是“不容异说，与世界隔绝、狭隘的思维和清一色的想像”的象征。（注：[民 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6页。）然而，在1971～1989年的整个昂纳克时 代，“任何关于拆除柏林墙的要求都被视做反革命行为。”（注：[民主德国]埃贡·克 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5、170页。）受到政府“压制”。（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显而易见，“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民主德国的情况的确“不能令人满意”。（注：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2年版，第252页。）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肇始于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又使民德公众对于本国“严厉的制度越来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不满。”（注：[俄]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 02年版，第252页。）那么，有没有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 当权者顺应人民意志、时代要求，“在民主德国实行政治变革”。（注：[民主德国]埃 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但是，长期担任民德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却缺乏对正 在变化的现实的洞察力，“越来越独断专行”。（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 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30页。）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顽固坚持“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 ’路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 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昂纳克反对改 革的真正原因是，“想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任何改革都可能使他失去这顶乌 纱帽。”（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 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但他 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时却讲出的是另一番理由：民主德国不仅“是欧洲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得最好的国家。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民德 “根本不存在，或是还不那么明显。”（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5 1页。）言下之意，改革没有必要。这种僵化保守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 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需要好的形式与载体加以体现。但社会 主义的民德却“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 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生命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注：[民主 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加之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 失误不能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所以，有识之士强烈地“要求实行民主和自由选举，要 求党政分离，建立法制国家和出国旅行自由。”（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 ·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然而，“党的领导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把他们 当做政治上的敌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对党和政府不满，千方百计逃往西德。” （注：《原民德外交官谈剧变原因与后果》，刘洪潮主编：《东欧剧变后：事实与评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据统计，“在柏林墙修建后的 28年里，先后有187868人逃跑成功，但也有254人在逃跑时被击毙。”（注：旭迪：《柏 林墙：一夜之间立起》，载《环球时报》，2002年7月29日，第19版。）不难看出，民德 人不顾生命危险逃离自己的国家，确如昂纳克所云“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不过，这 一原因并非他所说的因为逃亡者有“法西斯历史”，（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 著，龚荷花等译：《我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而是 因为他们“要求人权”并“寻找自由”。（注：[德国]维尔纳·马泽尔著，樊迪生等译 ：《科尔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从这一意义上说，1989 年民德政府开放边界、推倒柏林墙，本质上又是“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结果。”（注：[ 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