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是推倒柏林墙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
    如果说经济滑坡、政治倒退引起的公众不满是民德推倒柏林墙的主要内因，那么，苏 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则是产生这一后果的重要外因。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并被当做是39万华约军队的 前线驻地，同时也是苏联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注：[美国]丹尼尔·本杰明：《苏联 赞同两德统一以后》，载[美国]《时代周刊》，1990年2月12日；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专 辑）《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因 此，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时 ，后者强调：他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 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 4页。）至于“100年以后将会怎样，那要由历史来决定。……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 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只能尊重它。”（注：[苏]米·谢·戈 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 页。）可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不 过，1987～1989年，戈氏的态度大有改变：他逐步理解了“德意志这样的民族被分成两 部分是不正常的。”（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 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影响其思想变化的历史及现实因 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分裂后，联邦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柏林墙修筑 前，民主德国政府亦然，只是此后才放弃统一旗帜。（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 国的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16～12 2页。）但是，民德人民却一直“不愿再隔着（柏林）墙生活下去。”而是“非常强烈地希 望到操有同一种语言的邻居那里去。”（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 ：《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第160页。）这证明民族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二，民德领导人昂纳克，对于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从一开始就不像东欧其他国家 领导人那样高兴。其后，对于戈氏推行的内政措施，他又“有保留”，并“持怀疑和疏 远的态度。”（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 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第三，如上已述，昂纳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迟迟不肯进行改革。对此，戈尔巴乔 夫“当然不是瞎子”，他对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注：[俄]米 ·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94页。）为此，戈氏曾多次“小心翼翼 ”地尝试说服昂纳克，“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 效果。”（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 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第四，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举行首次历史性会 晤，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通过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一系 列问题上建立起政治上和人际间的相互谅解。（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2年版，第287～288页。）从此，“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注：[俄]米·谢·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然而，与此同时，苏联与民德的关系相反有所降温。1989年10月6日，民主德国迎来了 其国庆40周年。戈尔巴乔夫作为首席贵宾参加了庆典并在6日晚的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 。随后，又与民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举行了会谈。本来，民德领导人是希望戈 氏的光临，能有助于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但出人意料的是，戈氏不仅大谈他的“政治 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并且郑重告诫民德领导人 要改革，再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注：吴友法：《“柏林墙”与德国的 分裂和统一》，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20页。）10 月7日，他与昂纳克会晤时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 的惩罚。”（注：[英国]《经济学家》，315卷，第7661期，1990年6月30日；陈乐民： 《东欧剧变与欧洲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在民德领导 看来，这无疑是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也无异于给这个国家已在冒烟的动乱之火浇了一桶 燃油。（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 12页。）随之，上街游行和借道别国前往联邦德国的人数迅速增加。人们的游行口号也 在不断升级：从要求“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 合法化，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注：高德平：《柏林墙与民主德国》，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戈尔巴乔夫形容当时的民德“很像一只烧 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294页。）面对险情，戈氏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 自由和不干涉内政。”（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 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他 “没有偏听那些想使事态激化的人的话”，而是向民德领导人明确表态：苏联政府不会 像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反政府暴乱时那样，应其请求动用部署在民德领土上的苏 军坦克进行武力干涉，（注：[联邦德国]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 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01页。）旨在“尽一切可能让各种进程沿着和平的轨道发展。”（注：[俄]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3页。）这一立场，对于民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放弃对人民的骚乱进行血腥镇压，“ 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军营 里。”（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 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基于上述种种情况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被迫于1989年11月9日做出决定：开放“柏林墙”。（注：[民主德 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旋即，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支持民主德国领导 人这一最新决定”。（注：[民主德国]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至此，历经28年 风雨、象征着德国和整个欧洲分裂的“柏林墙”终于“名存实亡”，（注：[联邦德国] 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著，葛放主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 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不再起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民德人民向往联邦德国富裕生活、对本国政治状况倒退强烈 不满以及戈尔巴乔夫支持民德改革诸因素互动形成的整体合力，才是冲垮“柏林墙”的 根本动力所在。事实证明：“柏林墙”倒塌与被扭曲的民德社会主义以及联邦德国资本 主义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并非无关，而是有着直接的、深层的因果关联。鲁品越先生 在文章中无视并否认这些重要史实，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对柏林墙的冲击和影 响力，当然不可能全面、客观且令人信服地揭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