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相同的历史资料和问题，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思考时，常常会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提出和论证问题的方法。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它与历史学家的家庭、环境、所受教育以及知识和心理结构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学家来说，我觉得其思维结构起着主导作用。
    一、我国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
    思维结构就是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取向和方式，它一经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只能发展和丰富其结构的严谨性，而很难改变它的结构模型。我国当代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传统型，也可以称之为考据型。它在思维过程中，比较重视材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不下断论，所以它一贯以尊重和重视历史事实见称，而难以有认识上的飞跃和突破。它对于历史科学发展的贡献，主要在资料的搜集、积累和订正上，在研究基础的充实和完善上，而不在历史认识观点的飞跃和突破。如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顾颉刚等人，就是这种思维结构的有杰出成就的代表。
    陈垣在宗教史和元史等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如他的代表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都是研究宗教史的著作，也都是搜集资料丰富，考据性很典型的著作。“也里可温”是元朝基督教各派的总称，元亡之后也里可温教就在中国绝迹，所以也里可温教是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有关的资料比较分散，所以一直未被元史的研究者所重视。陈垣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中，基本上将有关典籍中涉及也里可温教的资料搜集起来，分类加以说明，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做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因而受到国内外宗教史家的重视。他的这一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探讨元代宗教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但在宗教史的认识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飞跃。
    顾颉刚作为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以300多万字的《古史辨》7册，把考据型的思维结构，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他把自己治史的目的归结为：“一是推翻伪史，二是帮助明了真史”（《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不管是推翻伪史还是建立真史，他都把它放在对“古书”和“古事”的史料考证上。顾颉刚比之乾嘉考据学派有更多的疑古胆量，对很多历史问题都提出了新的怀疑和看法，对历史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的贡献基本上是在一部历史书或一个历史事实的考证和辨伪上，而不在历史认识论的突破和创新上。他晚年集中精力研究我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尚书》，对其中最难的一篇《大诰》的研究，在广泛搜集和考订资料上，更显示出了这种思维结构的特长，因而被历史学界目为“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
    第二，理论型，也可以称之为分析型。它在思维过程中，比较注意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将其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提出和论证问题。这对于开拓历史研究者的思路和研究的课题，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不去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思维方法往往易于流入空泛的议论，而不能把自己的历史认识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吕振羽等人，就是这种思维结构的杰出代表。
    翦伯赞是中国通史和秦汉史的专家，但他对历史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是对历史研究中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提出和论证。他早期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就是批判“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以后写的《关于打破王朝体系》、《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等文章，也是批评历史研究领域抽象化、简单化、现代化等倾向的。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因为都很尖锐明确，所以在当时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对于纠正和防止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倾向性问题，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精力和其他社会原因，除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部分地贯彻了他的一些历史认识论观点外，未能写出依据其历史认识论而研究的其他著作，因而使他的某些卓有见解的历史认识，至今还存在于理论的认识阶段，而未能实践于历史研究的具体领域，因而就限制了其在认识论上的指导作用。
    吕振羽的历史研究是从系统地撰写《中国社会史纲》开始的。这部巨著由于种种原因，只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一分册）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二分册），它主要是围绕当时历史学界兴趣浓厚的中国原始社会，有无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等问题，来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后期他把民族关系史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主要也是以批评“欧洲中心说”、“人种西来说”、“大汉族主义”作为研究的立脚点。在他的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视理论的分析，对历史研究中一些倾向性问题的阐发，都充满了思辨的色彩，但却缺少具体的历史论证，因而其著作都带有很强的时代性。
    第三，开放型，也可以称之为创造型。它在思维过程中，比较重视历史观点上的创新，敢于批评传统的看法，也勇于突破现成的结论，总是力求发前人所未发，为后人的研究作开拓性的牺牲。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大都新颖而有独创性，但论证却比较粗放，从理论和史料上显得不足，因而问题一经提出，虽然往往被驳得“体无完肤”，难于有应和者，但他们论点的被批驳，却往往带动了研究的活力，甚至会开拓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傅筑夫等人可作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