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司马光二十岁时（1038年）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到庆历六年（1046年）至京师，官大理评事，大理寺丞，嘉祐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神宗时擢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继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有人说他“大用于元祐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其实，司马光从元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到元祐元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学，“常欲芟去芜杂，发挥精篇，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八卷，上之英宗皇帝。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他编书受到极大重视与鼓励，英宗“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柲阁书籍”⑥，续成其书，并“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⑦。司马光先后推荐翁源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攽，前知资州龙水县事范祖禹同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说：“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⑧，神宗即位后，擢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所写之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在迩英殿进讲《资治通鉴》时，神宗并将已撰好的《序文》当面赐给司马光，命“候书成后写入”⑨。自此到熙宁三年因反对新法请准外任之前，开局于内院，达五年之久，编成《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进上。从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不久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得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著，凡十五年时间，完成《通鉴》其余部分。到元丰七年十二月全部告成，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包十六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确是洋洋大观，前古未有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编修中搜罗和使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张煦侯先生著《通鉴学》，根据《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十类探求司马光援用书，共合三百零一种⑩。可见三百二十二种之说大致不错，足见引证书籍之广泛。特别在“所引之书，已半亡佚”（11）的情况下，更显示了《通鉴》一书的史料价值。
    《通鉴》一书“网罗宏富”，考订精确。修书班子都由当时著名史学家组成，例如刘恕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12）。刘攽则“博记能文章”（13），是著名汉史专家。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14），专精唐史，著有《唐鉴》。他们分工合作，“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15）。他们“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16）。为此书辛勤工作了十九年。为辅助《通鉴》的阅读或进而阐发修《通鉴》的宗旨，司马光写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为阐明对史料的“参考同异”之书，与《通鉴》同时迸呈。另有《稽古录》二十卷，上起伏羲，下至治平，亦贯穿古今，阐述治乱兴亡之书。封建史学家司马光为其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了终身。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受到统治阶级从封建皇帝到地主士大夫的推崇。
    宋神宗接读《通鉴》后，谓群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