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天子如何统治万民呢？司马光认为唯有礼治。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也。何谓分，君臣也。何谓名，公卿大夫也”（42）归根到底，就是要用礼作为纪纲，用以统治人民。即所谓“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43）。
    礼还被认为是有绝对权威的，包罗一切。他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44）所以他认为礼是可以“安固万世”的（45）。
    司马光甚至把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说成是出于人君之心。他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于人君之心”（46）。可以看出，在司马光的史观上，是充满了英雄史观、天命论等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史学论著中还有一些较能反映客观实际的论点。
    第一，明确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两项标准。
    以古鉴今，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司马光曾说：“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又说：“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商”（47）。各代都是把古代的成败作为加强当今统治的借鉴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同样提出要“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48）作为其修史的机因。至于借鉴的内容，司马光明确提出：“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49）。应该看到，把“生民休戚”与“国家盛衰”看作借鉴古史，考察今史的两项标准，从史学思想发展来看，这是颇有见地的。在《资治通鉴》、《稽古录》等书的编写中贯彻了这一思想。
    关于“国家盛衰”，司马光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归纳出几个原则。他说：“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50）。又说：“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猋火……”（51）。又说：“治国之要，莫先于用人”（52）。在《通鉴》和《稽古录》中具体记录了这些内容，关于国家用贤和信赏必罚方面的史实，《通鉴》和《稽古录》中记录的更多，也有更多的论述。为了“任官以才”、“择人而治”、司马光对于选人、用人，以及用人不疑都有频繁的论述、建议。在王猛谋害慕容垂时，他评论说：“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53）。他强调人才的作用，有时有些过分，但重视人才的作用，集中贤才于政府，这还是对的。对赏罚问题，他不仅着意阐述，还时加评论。晋初武帝对于恃权占据官稻田的官僚们因爱憎不同，而赏罚不一致，司马光评论说：“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赦山涛而褒李熹，其于刑赏两失之。使熹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熹不足褒”（54），这里批评了晋武帝对是非赏罚没有统一的标准。在《通鉴》和《稽古录》中最强调的部分《附论》“臣光曰”中，绝大部分是对国家盛衰甚至存亡原因的分析。“以古为鉴”，这是符合资治的要求的。
    关于“生民休戚”，也受到了司马光的极大重视。重民思想是儒家传统的思想，司马光把它提高到与“国家盛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安，名誉不荣哉！”（55）他又把民与国的关系说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民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56）。所以他在编写《通鉴》和《稽古录》时，特别重视这方面经验的总结与评论，用相当多的篇幅把人民生活的情况，人民反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起义和战争作了详细的记录，反映的也比较真实。比如《通鉴》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兵”，认为是“因天下之愁怨”（57）而发。赤眉、绿林起义则称“以饥寒穷愁起”（58）。对东汉末黄巾起义则特别采进郎中张钧之说“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议谋不轨”（59）。特别是对唐末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广引杂史，删证正史，把起义军转战南北，历时十年，队伍发展到上百万之众，打得唐王朝遍体鳞伤，逼得唐朝皇帝狼狈逃离京城长安，避难西蜀的具体情况，作了逼真生动的描述。同时，对唐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作了相当深入的揭发。如《通鉴》记僖宗元年黄巢、王仙芝起义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懿宗以来，奢侈日甚，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60）又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七月记载“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之下说：“（高骈）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61），这是司马光用《考异法》把正史材料，经与《唐末见闻录》等野史记载比较异同后，对唐王朝一向依任的，掌握地方军、政、财权的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富有讽刺意味的揭发。以后起义军胜利地进军中原，连克两京，农民军建政权于长安。《通鉴》描述其进入东京洛阳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62）。黄巢军进入唐京都长安，更是浩浩荡荡，“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63）。这样，一方面对唐王朝腐朽无能作了无情地揭露，另方面对农民军的所作所为作了如实的记载。司马光这样写的原因虽出于告诫统治者，要接受教训，免遭覆亡的心情，但司马光的论述是接触了当时构成社会的两大阶级，其记述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司马光重视历史真实，如实描述历史事实，不虚构，不歪曲，这在历史学上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