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信佛教、道教。他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82）司马光以儒学反对佛道，他在上给皇帝的奏札中说：“窃以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识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83）。他尤其反对佛教的世俗宣传，如以人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为小祥、大祥，必作道场功德，则灭罪升天；否则入地狱受剉烧舂磨之苦。他说：“夫死则形朽腐，而神飘散，虽剉舂磨烧又安得施”（84）。司马光反对道教，特作《无为赞》说：“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以为不然，作无为赞”（85）。司马光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崇奉嵩山道士寇谦之一事特加评论说：“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木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86）在记载隋炀帝杨广大业八年（612 年）嵩高道士潘诞受命为炀帝“合炼金丹”，耗费无数，六年无成，结果被杀一条，更彻底戮穿了道家炼丹术的骗局（87）。司马光指出了道家“服饵修炼”之术与老庄的“同死生，轻去就”主张已相背离，并指斥了道家服饵修炼乃至符水、禁咒之术的荒谬，说：“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警告统治者应该高度注意选择什么样的学说作为自己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意见是有所为而发的，针对的就是当时北宋皇帝对道教、对神仙方士的迷信。
    《通鉴》里对佛教的记载，一直采取抵制、驳斥的态度。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记佛教传入我国一事，指出它“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88）。当佛教盛行我国之后，又多次记载各种反对佛教的言论和措施，特别是历史上的“三武灭佛”活动，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次以皇帝的命令大举禁止佛教的活动（89），使佛教传播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北周武帝的禁佛，又是连道教同时禁止，使道教的传播也遭受沉重打击。关于反对佛教的言论，以齐永明二年（484 年）范缜发表《神灭论》（90）、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谏迎佛骨表》（91）等文对佛教的驳斥最为深切。《通鉴》一书中集中记录了大量反对佛道谬论的活动和论断。
    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大量记载了反对阴阳术数、宗教迷信的史料，用其明确的政治态度猛烈地冲击了当时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中充塞的虚妄迷信的消极气氛，给当时的封建宗教迷信以打击，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四、《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治史方法，也是极关重要的。司马光在编修《通鉴》的过程中，创造性的继承和改革了古人的治史方法，在考订史料方面创造了“考异法”，在编修史书方面使用了从丛目、长编到成书的一套方法。这是他修《通鉴》中使用的方法，也是他的新创造，这对完成《通鉴》的编修和以后的修史工作，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光著《通鉴》是通过对历史记录的考察，探索“治乱之源”，不能不接触大量史料，“正史之外，旁采他书”（92），使用正史之外的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参考书如此之多，如何使用、驾御这些史料，便是一大难题。宋人高似孙说：“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93）。引用书既多，“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要作到取材精当，记事翔实，便须经过详细地“参考异同”、“辨证谬误”的工作，司马光因而创造了《考异法》，“以祛将来之惑”（94）。
    司马光的“考异法”的创立，一方面是出于矫时之弊。北宋初期在修史上出现了重褒贬、轻史实的风气，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改编成《新唐书》（宋祁、欧阳修等）和《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发现和使用不少新资料的情况下，两部书在原书的基础上，本应比旧书修得更好，但一则由于他们过分模仿所谓《春秋》的笔法，强调一字一词的“褒贬”作用，一则不适当地用“古文家”的写作方法，致许多史实失真，有不少破绽，随之对上述著作的《纠谬》、《纂误》（吴缜作）很快出现，二书也因此颇为时论所不满，这不能不引起司马光的注意。另外，历史学的发展，也使司马光能够有所借鉴，这主要表现在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对他的影响。陈寿《三国志》的史学、文笔虽为时人所推重，“然失于略，时有所脱漏”（95）。裴松之为之作注，便不再采取过去注书的重文字训诂和解释的旧办法，而是广泛地搜集历史资料，用以补充陈书。他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96），广采众书，成为裴松之作注方针。裴注体例在他的《进书表》中列举了四个方面：“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97）。结果裴注的分量竟超过本文三倍，不但补充了原书，也起了保存史料和改进治史方法的作用。《四库提要》说：“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其例最善。”又说：“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指《通鉴考异》），指明司马光考异法与《裴注三国志》二者之间的关系。裴注的“拾遗补阙”、“以备异闻”、“纠正纰缪”，主要在补充、排列史实上下功夫。《通鉴考异》则重点放到了“参考同异”、“辨证谬误”的校正史料的工作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抉摘幽隐，校计毫厘”（98）。重点是作极其繁难而细致的考订工作。诚如《四库提要》所说：《通鉴考异》的考订史料工作，进一步把“参考同异”，决定去取的理由，逐条加以说明，使人不但可以了解其史料去取的根据，而且可以自己去判断他的根据是否正确。这表现了司马光对待修史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把史学的资料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司马光修《通鉴》的过程，也就是他进行考异的过程。他的考订工作是大量的，也是细致的、认真的，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99）。这样，《通鉴考异》纠正了史书上不少错误，保存了大量旧有史料。同时，改进了注史方法，推进了封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极大的。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都是采用考异的方法修成的，真到清代乾嘉学派的修史、考史工作都受有不少影响。当然《通鉴》和《考异》的史料工作也还存在不少缺点，为后人所指摘、纠正，但成就方面究竟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