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还连续在迩英殿听讲《资治通鉴》，南宋高宗“与讲官言，阅《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量”（18）。宋孝宗在明远楼下告诫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接着就该经史并读。（19）无怪近代学者梁启超说《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20）。
    南宋重视《通鉴》的研究，注释和续编《通鉴》成了风气。补编《通鉴》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南宋末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等，都是补编三家分晋以前的上古史的。续编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 记北宋九朝事迹（现在只520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朝36年事迹。 改编的主要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另外，朱熹“病其（书）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K18208.jpg}括，别为一书”（21），名《通鉴纲目》，加强了《春秋》惩善恶、寓褒贬的书法。朱熹是道学家，名气大，元明时期很多人丢开《通鉴》，去学《纲目》。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纲目》编成。
    南宋史学界研究《通鉴》的，多盛加称誉。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说：“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王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胡三省热心于《通鉴》的注释工作，释《通鉴》三十年（22）。其《音注》、《通鉴释文辩误》内容广泛，成为音注、解释、校注、全面注释《通鉴》的第一大书，被称为《通鉴》功臣。
    宋代指责《通鉴》阙失的，最早推刘恕之子刘羲仲，作《通鉴问疑》，指出《通鉴》中问题凡八事（23）。以外，晁公武谓“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24）。胡寅谓“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年月或差”（25）。洪迈则说：“通鉴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颇有窒而不通之处”（26）。
    到清代，考订史籍之风甚盛，研究《通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系统地对《通鉴》进行校补的，最著名的是严衍及其学生谈允厚，严氏熟读《通鉴》，病史家有七失，谓《资治通鉴》“则所云七病间亦有之”（27）因竭三十年之精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成《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为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人，发现、补正《通鉴》不少缺点。
    乾嘉时代及以后，研习《通鉴》的人更多。赵翼在《陔余丛考》的《一人两书》条指出《通鉴》个别有误抄《史记》、并影响《通鉴纲目》的地方。（28）王鸣盛把《通鉴》说成是“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29）。章学诚则把《资治通鉴》与郑樵《通志》、杜佑《通典》和裴潾的《太和通选》四部书称为我国古代“总古今之学术”的“史部之通”（30）即四通之学。
    近代张之洞的《輶轩语》告诫四川学生，“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31）。梁启超说：宋司马光矫班固以后断代为史之弊，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32）。甚至认为“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陈寅恪先生盛赞宋代史学的发达，“他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史。”
    总之《资治通鉴》成书之后，所受到的赞扬，起到的影响，是主要的。
    这首先是由于该书的内容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提供了最有用的经验。宋神宗对该书的称赞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政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是“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35）。其次，我们必须看到《资治通鉴》在概括历史内容的方法方面，在史学体例和治史方法方面，有其超越前人、并能长期影响以后史学发展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通鉴》的总评论说：“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36）。
    二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文集、论著当中，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史学专著《资治通鉴》和《稽古录》当中。这两部专著，从体例、论述到史料的取舍，文字的锤炼，都饱含着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和设想。关于如何写历史，他表示不赞成象《春秋》那样“立褒贬之法”的笔法，而要“据其功业之实书之”（37），则善恶自见。他认为在叙事中有的善恶还不够明显，需“辨疑惑，释凝滞”（38），他就采用增加附论的办法，直书已见。对于阐明史意，附论“臣光曰”，一直被认为有“点睛”的作用。《通鉴》的前身《历年图》有附论，《稽古录》也有附论，《通鉴》的论赞总计196篇，212条。足见司马光是很重视使用论赞的。
    司马光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所生活的宋代是我国封建制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极尖锐的时代。司马光的思想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司马光认为是英雄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广大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他说：“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39）。又说：“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40）。又认为天子统治人民，是天所决定的，“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41），人力是无法改变的，这当然是颠倒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