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研究的重点，始终是对我国奴隶制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奴隶制度，在郭沫若之前，不但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而且大多数人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这种制度。郭沫若破天荒地研究了奴隶制度，而且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全面研究和论述了这种制度，使“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开创了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郭沫若也一直比较重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对殷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价，就都一反传统的看法，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不管历史学界赞同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傅筑夫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他对中国经济史的体裁结构和一些看法，都有个人独到的创见。如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典型封建制和变态封建制，认为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等看法，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所接受，但他的这些别开生面的学术见解，却启发大家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封建结构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从而推进了经济史的研究和发展。
    二、各种思维结构类型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学家的上述三种思维结构，由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表述方法上有不少差异，在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上也起了不同的作用。
    传统型的思维结构，是中国历史科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思维类型，它对于中国历史科学早期的发展和繁荣，对于历史科学的长期延续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思维结构强调历史的真实性，注意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它对于中国古代史料的保存和研究，曾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思维类型，注意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注重材料和史实，在这一优良传统下，中国历史科学一代一代地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且对整个民族科学思维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促进古代其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但是传统型的思维结构也有很大的局限。它比较注意微观的研究，却相对忽视宏观的考察；比较强调自身科学的积累，而不太重视从其他学科吸取成果；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排斥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这些缺陷造成了这种思维类型的封闭性，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显得愈来愈不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历史科学在发展的进程中，每当受到外来的政治干预和科学波的冲击时，虽然也常常会发出“回到乾嘉去”、“史料就是历史”的呼吁，想用传统的思维结构回击外来的冲击，以维护历史科学的传统精神，但它毕竟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再也无法维护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了。传统的思维类型不但无法回答外界对历史科学的挑战，而且它自身已经变成了历史科学前进的沉重包袱。这种思维类型已经落后于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科学要适应和赶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对这种思维类型进行改造，抛弃其中的某些不适应时代的陈旧方法，吸收其他科学的某些最新成果和思维方法。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很强的，对这种思维类型的改造并不那么容易，它总是向往过去，而排斥现在，所以传统的包袱，已经变成这种思维类型前进的沉重负担，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它毕竟在前进着，陈垣、顾颉刚等人的思维，比之乾嘉学派的学者来，开放性就有很大的增强。
    理论型的思维结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维类型，它对于促进历史科学的理论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在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中，它促进了中国历史科学由实证型向思辨型的转化和发展。以后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历史科学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而使历史科学从传统的书斋中走出来，在研究的实践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作用。解放以后，这种思维结构的类型，一直在教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大多数属于这种思维结构的类型。
    但是由于这种思维结构类型，在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在争夺运动的主动权，而这些运动的指导思想又往往是“左”的思想占上风，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向教条主义僵化的思维方向转向，成为一种在理论上僵化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解放后几次大规模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如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是在学术争鸣的旗帜下，最后以某种理论结论作为断定争鸣的是非标准，来否定另一些理论结论的。理论型思维结构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思辨和分析力，在于它不受资料的束缚，在史料的基础上做超脱史料的理论分析，如果在理论上断定某种历史思维结论的错误，宣布某些理论分析为禁区，就等于砍掉了理论型思维结构的翅膀，使它变成几条枯干的躯体，因而失去了优势和活力。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影响的严重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进展和突破，都和理论型思维结构的这种政治化倾向有密切的关系。
    开放型的思维结构，是既不象传统型思维结构那样，拘泥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不敢脱离史料做理论的分析；又不象理论型思维那样，受某些理论定论的束缚，不敢超越理论思维的某些结论，而做创造性的分析研究。它重视史料，但不局限于史料；它也强调理论分析，但又不被某些理论的定论所束缚。这种思维结构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类型，它重视史料和理论分析，是要从那里取得创造性的启示，发掘出前人所未发现的东西来，而绝不愿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这种思维类型常常会研究和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提出震撼一代人的命题，开创历史研究的新面貌。
    但是这种思维类型研究的成果，因为常常超越了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虑问题的范围，打破了一代人研究的平衡，所以并不为大多数同代人所理解，因而成为群起批评和指责的对象。由于他们研究和提出的问题，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所以难免有史料收集和论证的不充分、理论分析不完善的缺陷。他们研究成果的开创性意义虽然不被当时大多数历史学家所理解，但其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却看得很明白，所以集中批评他们这些缺陷的声音，往往湮没了他们真正创造性的价值所在，使他们在整个社会学术界处于孤立的地位。不被大多数同行所理解，这正是开放型思维结构常常遇到的处境。这种环境迫使他们尽快地弥补自己研究中的缺陷，所以时间对开放型思维结构是有利的。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反过来回顾这一场争论时，往往才会发现它的价值，当时被攻为“异端”的研究，慢慢地变成了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课题，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