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如今的社民党人来说，还能不能纯粹去求助于勃兰特，而不用把自己的观 念赋予勃兰特呢？德国社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始终记得勃 兰特1992年9月在病榻上所作的遗嘱：“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力量，要意识到任何时候 都应由你们自己去做出解答，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掌握新情况。”蒂尔泽解释道： “就这一意义而言，继承维利·勃兰特的遗志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思考和行动” 。这说得完全不错--但还不足以指明方向。于是，政治家成了雕像，就像勃兰特当总 理时经常自我感觉到的那样。
    作为政界元老，勃兰特在1974年卸去总理职务后的年头里充当了里程碑式的人物：198 2/1983年裁军讨论中坚持和平运动的一位重新显得年轻的勇士；一位为世界的未来绞尽 脑汁的世界政治家--南北委员会的主席；一位无可争议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手-- 社会党国际主席。
    他成了受各个党派敬重和拥戴的爱国主义者。赫尔穆特·科尔是最后来探望病中的勃 兰特的人之一，病危的勃兰特为了“他的联邦总理”而在波恩的家里重新穿起了礼服。
    德国分裂状态的突然结束令勃兰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对柏林墙的拆 除并不感到满足。当时正在勃兰特身边的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 勃兰特的党内接班人--描述道：他在联邦议院当夜的会议上含泪唱起了“统一、权利 和自由”那首歌，引起了全场轰动。勃兰特所说的“从现在起重新统一，休戚与共”成 了对所有德国人的提醒、警告和希望。
    但对勃兰特的纪念很快就被冷漠的乌云所笼罩。勃兰特神秘而矛盾的政治家形象仍只 是停留在延续至今但却无变化的勃兰特式的恳请上。在2002年年初的民意调查中，33% 的德国人将维利·勃兰特视为理想的政治家，仍然领先于康拉德·阿登纳（29%），但却 落后施罗德5个百分点。
    在勃兰特执政时期担任部长的福格尔认为，勃兰特具备了“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非同 寻常的各种素质：权力意识、道德、敏感、诚信、魅力。”但勃兰特之所以孜孜不倦追 求这些素质，是因为他在坚定维护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基本价值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他的 弱点和不足，包括他偏爱漂亮女性的弱点。维利·勃兰特仇视每一个称其别名“弗拉姆 ”的人，包括曾经故意以此戏弄他的阿登纳，一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本：曾经抵制住了 纳粹专制的威逼利诱，而大多数的德国人则曾经屈服这种淫威；二来是因为他具有雄辩 的口才和非凡的处世能力，这要归功于他曾经被迫移居国外的经历。
    在庸俗和乌烟瘴气的阿登纳时代，赫尔伯特·弗拉姆的私生子背景，以及曾经持有挪 威护照和在挪威服役的经历，都被看作是红色总理候选人历史不清白的证据。不过勃兰 特自己也曾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没有父亲的痛苦，他把吕贝克称为“我的母亲城市” 。20岁不到的玛尔塔·弗拉姆（Martha Frahm）最初孤身抚养着1913年12月18日出生的赫 伯特·恩斯特·卡尔，她作为消费合作社的售货员，去上班时只得把小孩托付给一位邻 居照料，直到祖父路德维希·弗拉姆（Ludwig Frahm）--以前是农民，后来成为卡车司 机--于1918年从战场上回来，才把孙子接到了身边。
    关于生身父亲，勃兰特后来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他在75岁时以怨恨的口吻写道：“他 显然不想知道我怎样，所以我后来也就认为再去寻找父亲的踪迹是不妥当的。”勃兰特 在1948年第一次写信向母亲问起生身父亲的姓名，因为重新入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需要作出书面陈述。收到的回复是一张小纸片，上面寥寥几个字：汉堡的约翰·默勒 （John Mk5n401.jpgller）。至于父母两人是怎样和在哪里结识的，勃兰特没有问，他母亲也没 有说。
    直到1961年，一位自称勃兰特堂兄弟的不知名者向已经成为总理候选人的勃兰特透露 了他父亲的一点信息：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教师，在 纳粹时期从事打字员工作，1958年去世，对他儿子的平步青云没有一点预感。
    祖父和母亲一直不愿向年轻的勃兰特提起其余的家庭关系，勃兰特曾经说过，“我在 青年运动中，在德国社民党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SAJ）中找到了我的家。”勃兰特15岁 就担任了“卡尔·马克思”组织的主席，16岁便提前加入了德国社民党。他除了对党和 社会主义感兴趣之外，更令他感兴趣的是漂亮的美女。SAJ的青年人经常抱怨，因为勃 兰特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一位女性亲吻。勃兰特当时的副手布鲁诺·勒默尔（BrunoR?mer）后来也这么说：“他就是如此，作为无家可归的青年，他对爱情的需求是无法 满足的。”
    勃兰特1982年在撰写回忆录时曾经这样描述1930～1950年他在战后的柏林进入党内高 层之前的早年经历：“激进和自由”。不过，SAJ确实比德国社民党更激进和自由，并 在差不多一年后脱离了德国社民党，因为在勃兰特和工人青年组织的许多人看来，德国 社民党过于懦弱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