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德国社民党生涯中，勃兰特经常产生一种感觉，“相比要求我的，我能作出 更大的贡献”。他自1949年起便担任柏林联邦议院议员，从1950年起又担任柏林众议院 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在党内以善辩者而出名，直到1956年11月在反对苏联镇压匈牙利 事件的示威游行中，才在柏林作为政治家冒了出来。
    部分的示威者准备从市政厅所在的舍讷贝格街前往苏联大使馆，而戒备森严的军警则 等候在勃兰登堡门，两旁的岔道上停着苏军的坦克。勃兰特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局面： “一旦苏联卷入，那就将意味着一场战争。”当社民党的领导还在为此喋喋不休时，勃 兰特马上就来到了示威者中间，并让游行队伍掉头西行。在他的领导下，示威者和警察 都平静了下来。
    勃兰特在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气质，包括在直接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值得 赞赏的冷静，不久便被传为奇谈。勃兰特能以独特的方式看穿他面前的人在想什么，并 自信地对他们发表演讲。在开怀畅饮的场合，他会接连不断地讲些幽默的笑话；而在有 别人在场时，他则会同易激动的相识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勃兰特自称“无家可归的青年”，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称的，这或许可能使他在个人 交往时感到害羞和为难，但在公众面前却并非如此。但在奥斯陆同威廉·赖希的交往并 没有促使他设法去依靠心理分析来“消除童年时期的问题”：“即使没有这种帮助，我 也能经受住生活的考验。”
    不过，同女性交往就不那么简单了。勃兰特吕贝克时期的女伴格特鲁德·迈尔痛苦地 同他分了手，并在1939年作为赖希的助手去了美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勃兰特 同一位比他大9岁、并希望同勃兰特生一个小孩的挪威知识女性卡洛塔·托基尔森（Carlota Thorkildsen）组建了家庭--“一个躲避意外事件的港湾”。但却没有维持多 久，究竟是像勃兰特自己所说的，是因为政治活动太多，私下相聚的时间太少？还是像 夫妇俩的一位朋友所认为的，是因为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女性要求太高？
    可以肯定的是，年轻的丈夫和父亲1943年底在斯德哥尔摩恋上了挪威的女社会主义者 鲁特·伯高斯特（Rut Bergaust）。鲁特此时已经有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丈夫--他 后来在1946年去世。浪漫曲呈现了一个曲折的开头。鲁特回忆道：“维利左右为难，拿 不定主意，”他一会儿离开卡洛塔，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她那里。勃兰特在写给鲁特的信 里也表示，他担心婚姻关系对他特别不适应；“很显然，谁都应该去适应对方，但却始 终不成功，最后只得放弃。”
    但勃兰特在1948年还是娶了“来自哈马尔的工人之女，我非常感谢她--不仅仅是因 为我们共同生活了35年（抚养了3个儿子）”--1982年，勃兰特曾经这样评价过鲁特， 而当时他早就另有新欢：德国社民党新闻处的一位年轻金发女郎。
    勃兰特留在柏林和西德的日子，是其政治生涯的关键时期，此时的鲁特和维利在公众 眼里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一对。鲁特这位富有天赋的第一夫人以其自然而坦率的天性很好 地处理了一些因丈夫的粗暴和不近人情所引起的麻烦。两位工人子女身着时髦服饰出没 于各种舞会，在西德首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是那个令人可怕又遭人唾弃的德国重 新同世界交往的新代表。
    而在辉煌外表的背后，夫妇俩面临着危机和冲突，其中有一件事还在轰动一时的纪尧 姆事件之前就发展成为政治事件。波恩的议员勃兰特在50年代初同一位迷人的科隆女子 发生了非法关系。这位女子曾经是联邦议院的秘书，当时正与一位记者共同编辑出版《 波恩信息通讯》。勃兰特与这位苏珊·西弗斯（Susanne Sievers）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 的书信往来关系，两人充满激情地自称“熊”和“狮”。
    苏珊·西弗斯具有一种捉摸不透的背景，在为东德秘密机构服务时叫“约翰娜”和“ 莉迪亚”，后来又成为赖内尔·巴泽尔的右翼竞选联盟“拯救自由”的工作人员。在19 61年肮脏的竞选中，一位可疑的时事评论家抛出了一本由旧书信集成的小册子，并冠以 谴责性的标题“……又是一位姑娘”。这种舆论攻势使勃兰特沮丧不已--他情愿放弃 他已担任多年的职务：现任柏林市长。
    从这一“现职”开始，维利·勃兰特就进入了历史教科书之中。在他能够在德国扮演 奥斯陆流亡期间就盼望的“那个重要政治角色”之前，他不得不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1957年当选的柏林市长扮演了一种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顺着阿登纳政府的路线扮演一 种冷战政客的角色，极力避免一切能导致承认东德的东西，并谴责“黑暗势力”建造柏 林墙“分裂德国”；另一方面则又扮演了一种现代政治家的角色，在德国第一个毫无顾 忌地笼络媒体。勃兰特流亡时期的朋友、后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时 担心，“将声望与政治混淆或者甚至等同起来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