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几位被排挤出德国社民党领导层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左翼社会主义团体-- 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后，勃兰特同工人青年组织中来自吕贝克的许多成员便加入 了该党。但该党参加竞选的结果惨不忍睹，因为该党在吕贝克除了登记在册的党员外， 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选民了。
    改换门庭让18岁不到的勃兰特付出了某些代价：他同德国社民党报纸《吕贝克人民使 者》的合作，同第一位慈父般的支持者、德国社民党吕贝克的负责人、《人民使者》的 主编尤利乌斯·莱伯（Julius Leber）的友谊。后来的抵抗战士当时就是以莱伯为榜样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比当主编和国会议员更高的人生目标。”
    勃兰特在1982年写道，回首往事，建立左翼社会党是一个“政治错误”。对于勃兰特 今后的政治生涯来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资格虽然给他带来了无数的指责，被右翼 说成是“共产党人”，但在激进的学生运动和和平运动中，他却赢得了信赖。他自信地 表示：“对决意退出的立场用不着表示歉意。”
    勃兰特把流亡的原因也归咎于党。在希特勒掌权后，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想方设 法从国外支持德国国内的地下活动。战后，勃兰特极力解释，他是作为“政治难民”而 不得不离开德国的，决不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去国外的。在遭政治流亡者反对的环 境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 曾煽动性地质问勃兰特“在外”12年究竟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
    另一方面，流亡又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勃兰特非常迅速地把挪威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 。他早在流放之前就想好了维利·勃兰特这个“富有战斗气息的名字”。他不久便精通 了挪威人所讲的语言，以致于到了其他国家后被当作了挪威人。他甚至可以为挪威工会 的出版物及荷兰和瑞典的报刊撰写文章，以此获取报酬。
    勃兰特在吕贝克时期的女友、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和售货员格特鲁德·迈尔（GertrudMeyer）也追随勃兰特来到了奥斯陆，给性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当秘书。两 位年轻人不久就共同拥有了一套小小的新住宅。后来变得越来越古怪的赖希把勃兰特当 作一个“充满激情和富于想象的交谈伙伴”，一起讨论“政治、文学和性行为”。
    除了极有规律的流放生活，勃兰特还充满激情地冒险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政治活动 。1936年，柏林的一批党内同志在“地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用它来指称德 国首都--秘密聚会。勃兰特以挪威大学生的身份用密写墨水撰写了他提交给巴黎中心 支部的报告--地下工作的生活是艰辛的：“没有性，没有酒。”
    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勃兰特派往巴塞罗那，同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西班牙的“兄弟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POUM--建立联系。在战后德国的大选宣 传中，勃兰特成了“红色阵营的斗士”，但他从来没有拿起过一件武器，他只是使用他 的打字机。
    流放--勃兰特在挪威被占领后于1940年到了瑞典--对年轻的激进分子勃兰特来说 也是一次学习社会主义的好时机。流放期间积累的经验使他最终重新投入社民党的怀抱 ，因为挪威的工人党DNA原本同勃兰特所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抱有相似的激进理想，但 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渐转向追求一种全民的和议会的社会主义。
    亲历了柏林和巴塞罗那的议会党团分裂，勃兰特开始疏远社会主义工人党。1944年10 月，他同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一起投向德国社民党。
    勃兰特传的作者彼得·梅泽伯格（Peter Merseburger）说，在3年半的调查研究期间， 最令勃兰特感到惊讶的是，政治家怎么都早就想到过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经 过了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勃兰特始终小心翼翼保存着经他之手的东西，那怕是一张小小 的纸片。
    持挪威护照的勃兰特极力支持西德的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重 建德国”的主张。不过，他拒绝参加家乡吕贝克的市长竞选--他再也不愿呆在地方上 ，而是想到中央去施展才华。
    1947年夏，勃兰特获得了一次直接同汉诺威德国社民党权力机关进行接触的机会：进 入德国社民党驻柏林办事机构。勃兰特接受了，并有意地对德高望重的德国社民党主席 舒马赫强调：“我保留我自己尽力思考新问题的权利。”
    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但健康状况遭到了严重损害的战后首任社民党主 席根本就不喜欢具有独立意识和激进背景的勃兰特。“狂热造成的盲目性使他坚持曾经 作出的每一项决定，也决定了他的讲话方式和对观点的强调--我不能说，我同舒马赫 在性格上是相近的。”
    可勃兰特却在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那里找到了安全感，罗伊特是苏联占领 柏林时期的柏林市长，他同勃兰特一样，也是一位流亡者，他因一次大战后曾短暂担任 过德国共产党总书记而时常被称为“共产党人”。罗伊特也很有耐心，听得进不同的甚 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意识到作为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肯定具有各种为人处世方面的局限性 ，他称赞勃兰特：“他是我在同社民党领导接触中给我体会最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