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的竞选顾问、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竞选的专家克劳斯·许茨（Klaus Schütz）绞尽 脑汁想让参加1961年总理竞选的德国社民党候选人成为“德国的肯尼迪”。其口号是“ 抛弃政党成见，展示个人魅力”。党必须时刻意识到，没有个人的魅力，它走不了多远 。勃兰特在回德国之前就已经抛弃了他的激进社会主义信念。德国社民党只有1959年的 哥德堡纲领和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关于德国统一的认识才能媲美勃兰特的主 张。
    勃兰特自己也必须完成从冷战政客到“有弹性的东部政策”的转变，对“黑暗势力” 采取新的立场。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当时的市长新闻发言人巴尔都这么认为。使勃兰特 作为外交部长和联邦总理在声望上与阿登纳并驾齐驱的，是他在柏林墙建成后学会了对 东部采取缓和政策及和解立场。勃兰特同根本不存在的东德政权开始就一些“小步骤” 进行磋商，为的是至少让柏林墙建得能隔墙相望。
    1962年联邦议院竞选的失败--当时面对后来以微弱多数胜出的基民盟总理路德维希 ·艾哈德（Ludwig Erhard），社民党似乎胜券在握--使勃兰特遭受了沉重的打击。50 多岁的他对人生、对他自己的业绩产生了怀疑，并借酒浇愁。翌年秋天，勃兰特的心脏 窒息症和心情忧郁症严重发作，这又加重了勃兰特的沮丧感。勃兰特认为，这下必死无 疑了。
    就在这次发病后4天，艾哈德政府却因自由民主党部长的退出而解体了。正如魏纳所预 料的，社民党最终参与执政了，尽管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大联合政府的一员。“我相信将 成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这对勃兰特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任何具有“历史感”的 人来说也都有着重大意义。但勃兰特却只能有限地推行他和巴尔从东部政策和对东德新 关系中悟出的东西--基民盟/基社盟顽固地坚持其不承认主张。
    但后来，勃兰特却脱掉了历史的伪装。在1969年竞选之夜，党内同仁几乎不认识他们 的维利了。勃兰特毫不迟疑和不加商讨地就利用微弱多数组成了一个社民党/自民党联 合政府。魏纳和党内的许多其他领导人却都希望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而勃兰特却有力 地抓住了成为联邦总理的机会，他三次打电话对自民党主席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说：“我们一起干”。
    接下来的时期是勃兰特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同莫斯科和华沙签订了承 认所有边界和和放弃武力的协定，与4个同盟国签署了柏林协议，与东德达成确保西柏 林通道和与东柏林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协定。他那著名的动作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屈膝下跪；在爱尔福特旅馆窗口向高呼“维利，维利”的东德 人抚慰性地摇动手臂。
    与东部保持缓和及开放（“通过接触来加以改变”），最终为走向拆除柏林墙埋下了伏 笔。一切就像勃兰特和尼克松在1958年首次在华盛顿会晤时所预见的那样应验了。当时 勃兰特刚当上柏林市市长，尼克松则是美国的副总统，但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冷战政客。 他们都主张加强与东欧的文化交流，因为西方不必担心因此而被“毒化”，勃兰特说， “情形恰恰相反。”
    当然，勃兰特作为总理在1970年后所博取到的好感同这一轻蔑的预测根本就没有什么 关系。现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是他把政治和道德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华 沙所展现的形象。
    与此同时，勃兰特成了德国社民党的象征，为学生运动中的左翼青年所敬重。在家里 ，勃兰特对两个激进的儿子也坦诚相待。大儿子彼得1968年甚至因为两次参加非法示威 集会而接受审判。现在的彼得·勃兰特是哈根函授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教授，他说，勃兰 特从不否认他自己以往的左翼社会主义经历，而且还把它当作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实习 过程：“尽管历史背景不同，1968年之前和之中发生的事令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
    不过，勃兰特很幸运，他在恰恰在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枪击案和鲁迪· 杜奇克（Rudi Dutschke）谋杀案发生之前及时离开了柏林，不必对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 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要不然他的公开形象将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成为激进青年的支 持者，这一点很难想象。”
    1972年11月19日史无前例的竞选胜利证明勃兰特是道德论者和统一论者。但勃兰特清 楚地预感到，他最终还必须能够接受其他方面的检验。早在1969年，他就说道：“本届 政府首先应该从改革成就上来加以评判。”他的一段话概括了他对日耳曼民族推行改革 的强调：“一个发达社会只有通过变革才能确保持久安全。”改革的范畴很快就定下了 ：税收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事业改革，教育改革，土地法改革。
    然而，在1972年竞选获胜之前，勃兰特却又反过来抱怨“乱用改革概念”，并在讲到 改革结果--如企业章程法、学生事故保险、624-马克法--时比以前更为悲观。经济 的发展并不有利于开展重大的变革，失业人数直线上升。勃兰特在竞选的前期阶段已经 失去了他的有力臂膀：经济和财政部部长、经济学家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而 举足轻重的工会领导人海因茨·克隆克尔（Heinz Kluncker）现在又火上浇油，为公共服 务事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这对经济行情和总理都是不利的。
    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也包括勃兰特。不过，勃兰特以往的经历再一次令人惊奇地帮 了他的忙。议会党团领袖魏纳虽然为勃兰特进入政府铺平了道路，但流亡生涯早就使他 站在了苏联方面。1973年9月，魏纳正是在莫斯科向勃兰特发起了一轮突袭，反映了两 位完全矛盾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总理喜欢洗温水浴--尤其是泡沫浴”，“ 而且总是乘第一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当着过去的共产党人，魏纳讲得更为严厉：“他 是一个叛徒”。
    接着，勃兰特成了永恒的维利的厄运，他被描述为一个喜欢女人的人。当东德间谍京 特·纪尧姆于1974年4月被逮捕时，它并不是作为间谍丑闻，而是作为总理的爱情生活 提出来的。对宪法的保护使得它演绎成了一起奇特的桃色事件。60岁的勃兰特承认遭受 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但他不想对私生活中的轻率行为进行公开辩解。
    5月4日和5日恰逢周末，勃兰特在巴特明斯特艾弗尔的社民党会议上宣布辞职。后来成 为接班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当时写信给勃兰特说：“联邦总理不能 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之事就辞职！”
    这次不久便令勃兰特感到后悔的辞职使得勃兰特头上的光环变得更加绚丽：这个满怀 忧伤的人并不迷恋权力，而是更看重人性。勃兰特援引了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一句话，“从内心来看，任何生活无外乎失败的一个环节”。
    勃兰特的党内同事现在更将辞职的总理动作偶像崇拜了。他们认为再也不能很快找到 像维利·勃兰特这样的人了。
    维利·勃兰特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苏黎世的社民党于1964年将社民党创始人倍倍 尔的金怀表赠送给勃兰特时，勃兰特是代表德国社民党来接受这一馈赠的，并承诺将这 一无价的纪念品传给他的接班人。
    很显然，合适的受赠人并没有找到。倍倍尔的怀表仍金光闪闪地躺在舍讷贝格大街柏 林市政厅的玻璃陈列柜内，躺在维利·勃兰特纪念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