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应用学，就是对传统的历史应用观念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并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用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等活动。所谓历史应用观，一般是指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为改善其生存环境、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而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并产生新的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逐渐得到各个社会层次和社会集团的普遍肯定，继而成为行之有效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严格地说，历史应用学属于应用科学，它跟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历史编纂学偏重史料记注；历史哲学偏重对历史观念和历史评价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探讨；历史应用学则注重分析变革时代对和平时代的影响，注重研究传统观念对现实的制约。研究历史应用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怎样把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二）
    历史应用学的建立，有着雄厚的实践基础和学术基础。历代诸社会层次和社会集团，虽然地位有分、意识有别，但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都充分表明了各自的态度。
    首先，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而言，他们的历史应用观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着传统意识和个人偏见，并代之以新的历史应用观念，尽管这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历次社会运动都伴随着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变化时，人民群众总是最早作出反应。人民群众在变革时代积淀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意识，通过以口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沿，不断增益，不断发扬，影响着当时和后世的各个社会层次和社会集团。特别是他们在变革时代易于接受新意识、在和平时代又直接加以使用，因此，他们的历史应用意识最具客观性。随着旧制度的消亡和新制度的建立，迟早会得到新的科学的应用。
    历史地看，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是经过斗争由低向高发展的。每个社会的执政者，主要产生于人民群众中意识较自觉的层次，他们的轮番执政，就是在向人民群众妥协、让步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的。例如封建专制政权在组织方式上对人民群众的防范一代较一代严密，人民群众为争取社会地位的斗争也一次较一次剧烈，封建统治者在法权和事实上，都不得不一再向人民群众做出让步。人民群众为争取社会地位的努力，一方面改变着他们的传统思想方式和生存方式，一方面则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当然，人民群众缺乏组织，组织起来完成社会变革后又总是迅速循入历史舞台背后，所以他们的历史应用意识不可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和平时代总是化为潜在的社会意识流传下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他社会层次和社会集团的历史应用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潜在意识。他们接受人民群众的潜在意识的全面程度和深刻程度。标志着他们的历史应用意识的科学程度和正确程度。因此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应用意识、我们既要注意从基本意识出发加以总结，更要搞清它的实际社会背景。
    其次，就政治家而言，他们的历史应用观表现为为现实统治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民群众的历史应用观念。中国历代政治家都相当重视历史学，往往把历史研究同维持当时政权相结合，“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周之于商、汉之于秦、唐之于隋……后代对前代历史的概括和总结，均出于调整统治政策，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贾谊曾说：“鄙谚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焉。”就是强调了以史致用。唐宋以往，代有实录，朝有史书，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华夷之辩、体用之辩、礼法之议等，其目的均在于此。政治家的历史应用观，都是从事社会实践的结果，而非灵机一动的产物。他们做为时代的揭幕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或深或浅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此其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所代表的社会层次和社会集团利益的不同，政治家的历史应用意识也不尽相同。从此一立场上看是正确的意识，从彼一立场上则可能是错误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他们立场的不同。一个国家之于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于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阶级之于另一个时代的阶级，一种特定环境心理条件下的人之于另一种特定环境心理条件下的人……他们所站角度的差别，常常成为能否歪曲被评论者的基因。当然，在政治家的诸多评价里、也有约定俗成的观念，这就是历史应用学最根本的观念。历史上所存在的超越某一民族、国家观念的人类的共同的立场，超越某一时代，阶级局限的历史的、社会的立场，以及不以心理、环境为转移的既定的、综合的立场，都是以尊重历史真实，杜绝立场偏见为前提产生的。但是，这种意识的存在，又要求全体利益一致，一但涉及具体利益，观念就要迅速变化。故研究政治家的历史应用观念，就要注意分析他们观察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再次，就历史学家的历史应用观而言，也是表现为为社会实践服务。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记注、评价，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实践。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历史研究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其表现形式，就是对他们所认为的正统王朝的捍卫。《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它所谈的，就是对周代正统的确定和颂扬。司马迁冶史，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强调王朝纲纪道德，也是绍述皇汉正统的表现。西晋承祧于魏，陈寿著《三国志》列魏为正统，斥蜀、吴为异端；范晔身任刘宋地方官，史称其参与叛乱，囚死于狱，他反对中央政权，却替地方霸权称颂；唐代史家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更是突出了盛唐之音。此属正史，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声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勒为一书，也是正统和异端分明的。明代李贽素以反儒教著称，但他的《史纲评要》涉及当代也不免种种讳忌。由此可见历代史家著史的动机。二，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少历史应用命题。譬如封建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商周之际天子为宗本，诸侯联姻之；京畿为根抵，边疆率服之，依靠宗法血缘关系维持统治。秦汉之际，封建制和郡县制第一次产生冲突。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彻底推行了郡县制度，但他“不仁爱其民”，终致于覆亡；汉初汲取秦亡教训，一方面在中央管辖区推行郡县制，一方面又对宗室、重臣代表的封建势力作了让步。事实证明，实行封建制，总归叛乱；实行郡县制，则屡见治功。唐代韩愈作《封建论》，对这一经验加以总结，明初朱元璋重蹈历史覆辙，采取了封建政策，结果是尾大不掉，主弱藩强，宗藩之乱持续达百年之久。又如华夷之辩，春秋时代就出现了这一问题。《春秋》记载历史，始终贯穿着重内轻外、重华轻夷的原则，明确表示了尊王攘夷的信念。此后，围绕谁是民族重心问题，又有多次争辩。争辩过程中，出现了一中心论和多中心论。这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三、历史学家有其传统的应用方式。这种传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事理到实践的例证办法。它主要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是不会完全重复的，采用举隅例证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适时的社会观念。“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宜之势，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就是指此办法。但这种例证的办法不够科学，错误的历史观念也能找到充足的历史根据。二是从实践到实践的实施办法。它主要指的是不断推广社会经验。在社会背景相似的前提下，将局部经验推而广之，以求稳妥可行。但这种办法的成功和失败之处，也只有一步之差，那就在于能否尊重历史事实，能否站在科学的基础上观察历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非常注重以史致用，但它要求我们要站在同最新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科学、系统、唯物地总结历史经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