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概念，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其一，在血缘嗣承方面，“正统”与“庶支”相对而言，其基本含义为“嫡出”；其二，在思想、学术发展脉络方面，“正统”与“异端”相对而言，其基本含义为“正宗嫡传”，但在大倡革新的时代，它往往被人理解为与“保守”为伍而受到批判；其三，在分裂割据或王朝兴替的历史环节上，“正统”与“僭伪”、“偏安”相对而言，其基本含义，我认为可简述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权”。这种政治斗争中的正统之争，折射到史学领域，就形成了“正统史观”。本文即以“正统”的第三种含义为讨论对象。
    正统之争及其影响下的正统史观，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上确实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争论了近两千年的问题。清王朝被推翻后，“君统”观念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冲击，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对正统观念提出激烈的批评，梁启超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说：“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也。……千余年来，陋儒{K18501.jpg}{K18501.jpg}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延，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①近年来，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热潮中，又屡见有人将“正统”与“封建”、“忠君”思想简单地混为一谈，严加贬责。正统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究竟有没有可以肯定的价值？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就作出过肯定的回答：“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②因此，讨论正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各种影响，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正统的内涵、形成过程及早期体现形式
    正统，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概念。在几个政权互相对峙时，争夺正统地位，就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这种斗争反映到史学领域，就出现了史籍中记载的“正统”与“僭伪”、“篡窃”、“偏安”之争，岐说纷出，莫衷一是。北宋的欧阳修，以澄清疑案为己任，先后撰写了《原正统论》、《正统论》等十余篇专论，但正统之争并未停息。其后，宋室南渡，金人雄踞中国北方之时，及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正统之争复起。
    近现代人给“正统”所下的定义，基本是“封建社会中，某一王朝在统一全国后，对其一系相承的系统的自称”④；或云：“旧称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正统”⑤。两种大致相近的定义，都把“统一全国”作为正统王朝的重要标志。然而，历史证明，正统之争的激化，恰恰不在统一政权建立稳固统治之后，而在几个政权逐鹿中原之时。上述定义都明显受到了欧阳修“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⑥的影响，忽略了正统概念的产生、演变过程，因此就无法解释几个政权同时并存，共争正统地位的政治意义。梁启超曾为之下过一个较为切近的定义：“统之者云，殆谓天之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者云，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⑦。古代学者对“正”、“统”两字的含义有多种解释。东汉许慎解释为：“正，是也”⑧，“统，纪也。”⑨。曹魏如淳和唐代颜师古对“统”字分别解释为：“统，继也”，“统，治也”⑩。清代鲁一同在其《正统论》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居得其正之谓正，相承勿绝之谓统。”将古代学者的解释加以综合，似乎可以这样表述：由遵循世俗公认的“合法”途径而建立起来的政权及此类政权所构成的嬗递系统，称为正统；正统是对僭窃、偏安而言，取得了正统地位的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取得了可号令天下的资格。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说，正统政权即是“全国唯一合法的政权。”当着全国只有一个统一政权时，它自是无可争议的正统政权，正统之争于是失去政治意义而暂时消沉；一旦出现两个以上政权共存的情况，孰为正统所在的争论势必再度出现。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云攘、宋辽金割据四个时期，正是正统之争最为激烈的时代。由此可见，正统之争实际上争夺的是重建统一王朝的政治资格。
    正统观的起源，欧阳修认为“始于《春秋》之作”（11）。这几乎成为古今学者的一致见解。其实，这是受公羊学派所谓《春秋》为孔子所作，有“微言大义”之说影响而产生的错误观念。梁启超曾对这种观念提出批评：“《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所得私有，与后世所谓统者，其本义适相反对矣”（12）。梁先生以经学家的观点，反驳“正统”源出于《春秋》的说法，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其实，所谓的《春秋》“论三统”、“存三世”，本来即是经学家的附会之说，经学家可以言之凿凿（13），史学家岂可信以为真？不论《春秋》是否经过孔子手定，但它不过是一部简单的鲁国编年史。中国上古史学，本有两大特点：一是秉笔直书。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某些为非作歹的达官显贵，据《左传》，晋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14），齐太史兄弟直书“崔杼弑其君”（15），倒真可令“乱臣贼子惧”，岂独《春秋》为然？二是引史垂鉴。早在孔子之前，楚国的有识之士就主张以史书作为教育太子的教材，“教之《春秋》（按：此为史书的泛称）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16）鲁史《春秋》作为古代史籍的一种，也体现了这两个特点。在某些记述中，留下了史官个人的褒贬好恶，但若说《春秋》字字有微言大义，那就会陷入今文经学家所散布的迷雾之中了。《春秋》的某些记载，与后世的正统观念，或许有某种关系，如晋文公在城濮一战定霸后，大会诸侯于河阳，并以臣召君，周襄王不敢不来，对此，《春秋》却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17）。把徒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置于实为诸侯盟长的霸主晋文公之上，这似乎是一种正统思想的体现，但实际上却是春秋时代霸主政治之下“尊王”意识的一种反映。这种巧妙的记载，不仅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更重要的是维护了晋文公“尊王”、“明德”的名誉，它不是对霸主专横行为的批判，恰恰是对霸主政治的辩护。所以《春秋》以至整个春秋时代，实在谈不上有明确的“正统”观念。《春秋》不奉周室为“正朔”，而以鲁公纪年，即足以说明问题；《国语》一书把《周语》与《齐语》、《鲁语》等并列，也无以周室统诸侯的意识；至于《左传》更无以周室为正统的迹象，而是把周王室与其他国家视为平等的列国。宋代吕祖谦曾指出：“其论周郑，概谓之二国，而靡所轻重。是当时之所谓君子者举不知有王室矣。……至于名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则普天之下，知有王者，其谁乎？”（18）以博学多识而著称的顾炎武，甚至对《左传》的某些记载深表不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曰贰曰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19）其实，并非左氏不知《春秋》之义，恰恰是深受“正统”思想影响的后世学者，难以理解尚无“正统”意识的春秋时代的是非观念。
    那么，正统观念究竟形成于何时？尽管我不赞同欧阳修始于《春秋》的结论，但他所提出的“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20）的观点，却为我们考察“正统”观的起源，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它应该产生于全国性中央集权制政权确立之后，产生于几个对立政权为重建一统天下而逐鹿争雄之时。先秦时代并未出现过真正统一全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因此，正统思想形成于秦至东汉初年。秦帝国解体后的楚汉之争、王莽废汉自立和光武帝刘秀的恢复汉室，是正统思想形成的重要契机。
    司马迁著《史记》，标志着西汉“正统”思想的初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司马迁整理出了一个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嬗递继承系统：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中经三代，下及秦汉。仿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政治中心；此外，他还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战国时代，用《六国年表》给予提纲挈领的记载，表称六国，实列八国，置徒具虚名的东周王室和即将统一六国的秦国于诸国之上，以突出周王室和秦的正统地位。这尽管不符合历史实际，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讴歌统一，希望统一，成为一种重要的民族心理。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正统思想的奠甚人，一是由于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给他以现实的启迪；二是先秦儒家的“道统”说产生了由此及彼的诱导作用；三是司马迁曾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之学，公羊学言之凿凿的“大一统”思想，也对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司马迁的正统观与东汉之后的正统思想，尚有不尽相同之处，司马迁记楚汉之争，即为显例。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争天下，失败自杀，司马迁竟为之立《本纪》，且赞之曰：“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1）。又立《秦楚之际月表》，并在序中申明：“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以楚承秦，以汉按楚，把项羽列入“正统”序列并冠之以刘邦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