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东汉，正统思想已完全形成。班固断汉为史著《汉书》，不仅将项羽写入列传，并把实际称帝立国十多年的王莽也贬入列传，以防他们扰乱了刘家正统。《汉书》对《史记》的修正，正是正统思想最后形成的标志。
    从现存古籍考查，“正统”作为规范化的政治概念，也出现于两汉时期。西汉宣帝时，名臣王褒在一次诏对中称：“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已正统而已”（22）。如果说它还带有解释《春秋》经义的色彩，那么，东汉班固在《典引》中说的“膺当天下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23），已是极为典型的正统观念了。
    判定一个政权是否遵循“合法”途径而建立，也就是判断该政权是否为正统所在。梁启超曾列出古人判定正统的六条依据：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以居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以前代之血胤为正；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以中国种族为正（24）。上列六条，不尽完备，特别是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正统标准，尚有未曾涉及者，兹补述、阐发如下：
    其一，“天命”继承。新王朝的创建者，甚至称孤道寡的割据者，都宣称自己是膺受天命、代前朝而兴的正统所在。为了使这种荒诞的天命说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于是就有祥端之出，图谶之兴。王莽代汉，竟有十多种“天书”降世。刘秀称帝也有“赤伏符”，为其广造舆论。
    其二，血统继承（对此，梁启超已有简论，但仍有补充之必要）。王莽末年，群雄蜂起，举兵者多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卖卜者王郎自称为汉成帝子，据邯郸而称帝，河北大部，纷纷归属，甚至使得西汉疏支宗室刘秀几乎无立足之地。及至刘秀平定中原之后，致书割据一方的窦融，如实分析当时局势：汉与窃帝巴蜀的公孙述对峙攻伐，“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窦融复信称：“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25）。所谓“真”，是指刘秀为名应图谶的“真命天子”；所谓“旧”，即指刘秀是西汉王室的血统继承人。刘秀能最后统一全国，得力于炎刘血统之处，实为不小。其后，刘备割据蜀汉，东晋南宋苟安江南，而都自称为正统所在，也主要是标榜帝位的血统继承关系。
    其三，传国玺继承。这是“受命而兴”的一种直观的、低级的表现形式。王莽废汉自立，向汉元后王政君强索传国玺。王莽被杀后，有心人首先“收玺绶”送给暂住宛城的更始帝刘玄。及至更始政权瓦解，刘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政权倒台后，刘盆子等人归降刘秀，也未忘记“上所得传国玺绶”（26）。东汉末年，暗蓄野心的袁术，“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27），并援此以为窃称帝号的依据。甚至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也称取得传国玉玺，自壮声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称在“毁佛”时“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28）。虽荒诞不可征信，却言之凿凿，令人难辨真伪。
    其四，禅让继承。自从王莽、曹丕先后以“禅让”之名行篡汉之实，禅让遂成为改朝换代者标榜正统的工具了。曹丕志在称帝，却上演了一场“三禅三辞”的闹剧，登基后靦然宣称：“今朕承帝王之绪”（29），以正统天子自居。司马炎篡魏后，也依样画葫芦，宣称：“大晋……应天顺时，受禅有魏。”（30）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朝的改朝换代，实际上都是一场残酷的大屠杀，但在形式上，自欺欺人的禅让仪式，倒更为隆重其事了。
    其五，“五德终始”继承。这在汉魏之际表现得最为典型。此后各政权建立之初，都要演一场“易正朔，改服色”的骗人把戏，可说是“五德终始”继承的遗存。
    二、正统之争的历史意义
    其一，在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相对立时，正统之争反映了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入主中原，北方的汉族人民大多把南迁的汉族政权视为正统所在。他们或者举族迁徙江南；或者聚众就地起义，遥受南方汉族政权控辖；或者为南朝的北伐军充当向导，配合作战。祖逖、桓温、刘裕先后主持的北伐，之所以能取得战果，与北方汉族人民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甚至一些入仕胡族政权、身任宰辅的汉族士大夫，及部分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也持有同样的观念。王猛身为前秦宰相，临终时切嘱前秦主符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31）。在符坚准备大举攻晋前夕，氐族首领人物符融极力劝阻：“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32）。另有某些少数民族政权，在一定条件下，也愿遥尊汉族政权为正统。东汉初年，西域诸国曾联合要求汉政府复置“西域都护府”，以摆脱匈奴对西域的奴役。十六国时代，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直到称王后，仍向东晋称臣，以此争取到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归附和辅佐。卢水胡盖吴组织了反对北魏统治的起义，两次上表于南朝的刘宋政权，尊之为正统，自称“倾首东望，仰希拯接”（33）。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统”成为稳定汉族政权的向心力，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反对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残暴统治的精神支柱。
    其二，正统之争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汉民族是一个吸附性较强的开放性的民族实体，它不断地融汇、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汉文化实际上即是中华各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汉族文化又总是比周围其他各族的文化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受到其他民族的仰慕。汉族政权之所以被汉人和部分少数民族视为正统，不但有民族的因素，更有文化上的因素。北齐政权的创立者高欢，是已经鲜卑化的汉人，他曾经分析士大夫暗奉南朝政权为正统的原因：“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4）。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南朝政权总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命，甚至出身行伍、略识文墨的刘裕，在由士人捉笔的即位告天文中也自称“正朔所暨，咸服声教”（35）。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与汉族政权在文化上抗衡，争夺正统地位，就势必要学习汉族文化，推行汉化政策。十六国中的许多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都有相当高的汉文化造诣，习经典、善诗赋、精乐律、通音韵，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资本。前秦皇帝苻坚，曾一月之内，三临太学，希望“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36）表达了他欲继汉武、光武之后，发扬光大儒学传统文化的宏愿。南北朝时期各国都要精选仪表伟岸、文采出众的人充任使者（37），其实也是在向对方炫耀自己已得汉文化真传。北魏孝文帝自称“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38），故决定迁都洛阳。与其说这是为了便于进取江南，不如说是为了加速汉化进程。所谓“移风易俗”，就是要使鲜卑拓跋部脱离夷狄之列，跻身于华夏之林。在北魏完成了汉化之后，中原士大夫即把北魏视为正统，夸口“我魏膺录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39）。历代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之后，都要推行以“尊孔”、“行汉礼”为中心的政策，如北魏孝文帝的祭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孔庙，并令皇子春秋祭奠；西夏毅宗向宋求取《九经》，定汉学为“国学”；元世祖忽必烈大事尊孔，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康熙皇帝对汉族文化的推崇、整理和利用。这些举动的最终结果，在于加速完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且使古老的汉族文化，在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劫难之后，仍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