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正统之争，表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强大凝聚力。我们常说，自秦以后，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但如果我们仅从统一与分裂的年代上去考察，大的分裂时期（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辽夏金）再加上各统一王朝在建立过程中都经历过的或短或长的割据时期，累加年代则是很长的，恐怕不少于真正大一统的时间，我们就很难以此说明“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的命题。我认为，如果从“正统”思想的影响来考察，则不难说明这一问题。分裂状态的各个政权，争夺正统地位，正是大分裂之后终归于统一的重要心理因素，也是一种诱导性的社会舆论，正统观念愈强，重建统一的呼声也就愈高，以割据、偏安为立国目标的政权，也就不能长期维系民心，最终必将丧失割据、偏安的基础。甚至某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往往以正统自命，以重建统一为己任。苻坚在淝水之战前，就宣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40）。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是以塞北铁骑横行中原的人物，居然也下诏称：“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除故革新，以正一统”（41）。孝文帝干脆指斥：“萧道成逆乱江淮”（42）。他们都不把与江南汉族政权的战争，看成为不同民族间的征服战争，而看成为中国“正统”政权对僭伪政权进行的统一战争。南朝梁人沈约著《宋书》，以刘宋为正统，为之作“帝纪”，以北魏为僭号，斥之为“索虏”；梁人萧子显著《南齐书》，将北魏列入“魏虏传”；北齐人魏收撰《魏书》则以北魏为正统，将东晋称之为“僭晋”，并说：“（司马）睿僭即大位，……其朝廷之仪，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所谓‘岛夷卉服’者也”（43），把南朝的宋、齐、梁三代都列入“岛夷”之中。这种互相贬低、辱骂的“笔法”，虽然不够文雅，但却并非全是无关宏旨的口舌名实之争，它对重建一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说明，即使在南北之间已在事实上承认对方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甚至互派使者，互通庆吊的情况下，但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始终未曾停息。由此可知，即使在大分裂的年代，在事实上存在着几个对立政权的情况下，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强烈的统一意识，分裂势力和分裂思想由于“正统”思想的强大压力而丧失了市场。
    三、正统史观对传统史学的影响
    正统史观是现实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但它既经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当强烈的独立性，对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们先不妨举两个例子来分析：元朝遵循为前代修史的成例，编撰宋、辽、金并存争雄的历史，就因正统归属问题，长期议而未决。故自元世祖时开始直到元顺帝末年，史官都无法运笔著史。在国祚将倾的危急关头，才由都总裁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44），宋、辽、金三史方得以修成。明代中叶的王洙撰写《宋史质》，只承认汉族政权为正统政权，“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正因如此，清朝统治者将此书列为禁书，作者也受到严厉斥责：“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45）。由此可知，不解决正统问题，史家则无法著史，所持正统观若与当权者不合，即使写成史书，也难以见容于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统史观不仅是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是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从两个面方来分析评价正统史观对传统史学的影响。
    其一，正统史观体现了政治对史学的制约和史学家以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努力。
    西晋时，陈寿著《三国志》记载魏、蜀、吴史事，以曹魏为正统，而以蜀、吴为寇窃，受到后人的批评，由此形成了“帝魏”与“帝蜀”之争。唐代刘知几本是一位颇具卓识的史论家，也对陈寿的“帝魏”笔法严加诘责：“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逮作者之述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46）他的这一批评，实难逃肤浅之讥，倒是清代学者赵翼洞悉政治局势对史学家的制约力之强大，他说：“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47）。其实，不论是“帝魏”还是“帝蜀”，两说都反映了特定的政治背景。东晋人习凿齿著《汉晋春秋》，首先提出了“帝蜀寇魏”说，是因为东晋政权立国于江南半壁，与蜀汉有类似之处。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是因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夺得后周江山，实与曹丕迫汉献帝禅让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宋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史料概取于《资治通鉴》，而独以三国时期改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实因南宋偏安江南，中原地区被金人所占，其势略同于蜀汉与曹魏的对立，为蜀汉争正统，实际上等于为南宋争正统。这说明，史家论史，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某些史家论正统，不仅是被动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还主动地干预时局。例如习凿齿以曹魏为篡逆，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警告东晋的权臣桓温不要“觊觎非望”（48），以免遗臭史册。南朝的沈约、萧子显，北朝的魏收，分别为南北朝争正统，都是自觉地为本国争夺统一全国的政治资格。
    其二，正统史观是史书“曲笔”的成因之一。
    我国的史学实践和理论，存在着“直书”和“隐讳”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秉笔直书才有信史可言，而隐讳只能形成对史事的歪曲和颠倒，传统史学家名之曰“曲笔”。正统观念完全形成后，就很难形成真正的信史了。正统思想对曲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甲）对“正统”政权和与之对立的政权扬抑过当。东汉初年称帝巴蜀的公孙述，立国十余年，境内粗安，免于兵火，实有过人之处。《后汉书》的作者为了突出颂扬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却把公孙述写成平庸之辈，并把汉兵破蜀后大肆杀掠的罪责，推到统兵将领一人身上。陈寿写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垒，不敢如实记载司马懿的多次失利，更不敢写当时“死诸葛走生仲达”（49）这样对比鲜明的俗语。若无其他史学家的记载，则后人无法了解这段战争的真实全貌。南朝人写书骂北朝人为“索虏”，北朝人著史贬南朝人为“岛夷”，书中都用辱骂性的语言记载对方的历史。本来是两个并立政权之间平等的互通信使，却被记载成对方“遣使来朝”，仿佛对方已向自己俯首称臣。
    （乙）对朝代兴替之际史事的颠倒和篡改。在反对王莽的大起义中，刘玄被绿林军将领拥戴为天子，刘秀也曾向他俯首称臣，但《后汉书》却称刘玄即位时“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极为懦弱。刘知几对此反驳道：“（刘玄）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50）魏之篡汉，晋之夺魏，都是在武力强迫下进行的，但在所谓的“正史”中，却都被写成和睦揖让，可与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媲美。在权臣篡国之前，总有朝臣边将眷念故国，起而反抗，但在“正统”史笔下，他们却都成了本朝的“叛逆”。刘知几也对此大为不平：“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诞）、毋丘（俭），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迟）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51）。这些严重的曲笔，为后人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制造了许多障碍。
    （丙）对农民起义军的辱骂和贬斥。凡是反抗“正统”政权而被镇压了的农民起义军，都被正史污称为“贼寇”起义军的首领更被写成凶恶、淫乱、残暴的匪首，而那些同样依靠农民起义而最终登上皇位的人，如刘邦、刘秀，朱元璋等人，则被后人尊为正统王朝的开国皇帝，是受命临民的天生圣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可说是对正统史学歪曲历史真像的讽刺与批判。
    总之，“正统”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的史进程中，产生过十分复杂的作用和影响，简单地冠以“封建正统”字样，给予全面否定，起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