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长期以 来，国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 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对福利思想则很少涉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史学 研究的繁荣，我国史学界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 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丰富了我们对英国福利制度的认识。然而，如同国外学术界的 研究一样，我国史学界有关英国福利国家的研究也相对集中于对英国福利制度缘起、发 展、框架和功能的介绍。作者认为，福利思想是福利制度建立、发展和变化的前提，只 有深入研究具体国家的福利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该国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变化，深刻领 会其实质。就战后英国而言，英国在福利思想方面主要形成了四大流派，即“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新左派”、“新右派”以及“工业国家学派”（注：参见拙作：《论英 国“新右派”的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论英国“新左派”的 福利观》，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关于“工业国家学派”，将另作专文论 述。）。作为福利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国家福利的产生、目的与 功能等进行了阐述。本文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认为 国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委员会，它在任何时候 都促进、助长和保护这一阶级的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利益（注：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中曾说过：“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但 另一方面，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地脱离社会而自治，特别是脱离统治阶级或精英而自 治。国家在协调社会时不仅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在特殊情况下，尤其当社会阶级力量相 对平衡时，也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变革和发展。[1]与此相适应，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 家观方面也出现了两种理论：一是体系决定论；二是相对自治论。这两种理论对20世纪 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变化、国家权威的来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的 作用和功能提供了全面的解释。
    两种理论都承认，20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 为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对这种变化的程度，意见不一。体系决定论 者认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国家干预经济仅仅反映了 国家在一段时间内适应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20世纪，企业资本主义被集体资本主义 代替，而后者与产品市场相分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其生产。至 于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福利的干预，以及它所预示的国家活动的变化，纯粹是历史上保护 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策略：或是为了保证集体资本主义消费的稳定，或是为资本主义企 业提供合适社会化的、训练有素的、健康的劳动力，或是为了弥补抑制性的和意识形态 的国家机制的不足。[2-6]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战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英国国家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根本性的社会 民主化”[7]（p27）。20世纪国家干预的加强反映了国家、社会与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实 际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不过，相对自治论者关于战后国家活动变 化程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少数相对自治论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国家对统治阶级有 限的自治，[8]而大多数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更大程度的自治，通过 这种自治，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得到表达。[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工人阶级在价值 观、目标和利益方面存在冲突。由这种冲突的社会观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引申出两 种不同的关于国家权威来源的分析。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 的合法性来自促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通常将自身的利益描述成国 家的和普遍的利益，并寻求通过国家活动而将其利益合法化。[10]不管是旨在为最适宜 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还是旨在使这一过程合法化。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权威的 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国家的行动满足广泛选民的利益，而不只是满足占支 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国家的行动有时代表广泛和明显冲突的利益。[11-14]在相 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权威的来源以及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依赖于更广泛的基础。
    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行动多多少少都 倾向于符合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阶级的长期利益，这是因为国家高级成员的社会属性或阶 级结构保证了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支配。国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充任保守力量。因此 ，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至多是半自治的关系。不过，在改革政府在台上时，国家可能不单 纯是政府实现其政策的附属工具，而是更强大的决策中心：而在保守政府在台上时，国 家则展示较少的相对独立性。从这种分析出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家与政府关系的 分析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是破坏资本主 义国家；[2]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需通过进一步控制国家从而改变国家。
    至于国家的作用和功能，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利益、占支配地位的统 治阶级或精英的奴仆。国家及其干预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保护、加强和再生产资本主义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促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效率；给公民一些社会权。这些干 预活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关系合法化。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履行一些强制功能，包括 法律和保障服务，特别是在国家的合法化或整合活动未保证合适地遵奉资本主义的价值 观和相互关系时。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就其性质而言，只是被用来保护一个阶级 在经济关系过程中的权利体系和职责体系不受另一个阶级侵犯的强制权力。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和功能。一些相对自治 论者认为，统治阶级由在不同时间内利益不同和对立的派别，如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构 成。尽管国家与统治阶级各个部分的关系是半自治的关系，但国家的行动具有使统治阶 级体系长期化的功能。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总体上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体系 ，但也以辅助或偶然的形式促进附属社会阶级的某些利益。“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 这是对他们不断斗争的反应……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它有助于……使劳工和资本结合 在一起，变得有利可图。”[13]（p2）还有一些相对自治论者认为，国家的相对自治是社 会阶级斗争接近平衡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家也许促进被统治阶级的利 益，因此，国家的作用被视为代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9]相对自治论者中还有人 认为，国家行动有时是特殊时期各社会阶级利益的偶然联合，国家在特殊历史的某一关 节点上，能促进全国性的或超阶级的利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