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福利观方面，同样存在着体系决定论和相对自治论。新马克思 主义学派的福利观集中于国家福利的发展、目的和功能等。
    马克思对国家福利采取了预言而不是描述的形式，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活动的19世纪 ，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干预活动基本上还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满足人民全面需要的国 家福利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不过，提供部分福利以满足某些人，尤其是工人阶 级的需求是可能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进行零星的社 会改革，以满足人类的某些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改革的可能程度表示怀疑。马克 思对早期福利的发展即工厂法（1833-1867）有较深入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工厂法无 疑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大改革：规定工作时间，限制雇主剥削工人的能力 。他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多少带有冗长内战面纱的结果”[1 6]（p269-275）。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土地贵族看到自己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成 为工人阶级的工具性同盟，因而反常地成为颁布改革措施的一部分力量。也就是说，如 果工人阶级压力足够强大以至形成威胁，或统治阶级中存在着利益分歧，资本主义国家 将会不顾工业资本的利益而发展福利。
    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反映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 期阶段，企业资本主义基本上本能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因此不需要国家加以干预。 然而，随着19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发展为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和经 济进行干预，以增加新型资本主义的利润率。这是因为，集体资本主义对市场力量的反 应比较缓慢，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国家就必须加以干预，提供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 失业补贴体系，使工人在收入中断时能继续消费。再者，集体资本主义增加生产、消费 ，因而增加利润的驱动，也导致大众健康、教育服务政策的引入，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 。[2]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潜能常常超 过对它产品的需求，因此需要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其中包括国家收入维持政策。[3] 在上述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干预福利源于资本主义的需求，它既未标志着资本主义 的结束，也未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17] 还有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福利政策至少部分是工人阶级鼓动更好的健康、教育 、住宅和经济保障的结果，是统治阶级通过其工具--国家所做的退让。不过，国家只 允许给予那些资本所有者能够接受的以及有助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妥协。这样，教育和 健康政策被视为有助于产生更具生产性的劳动力，因为这导致他们拥有知识技术和良好 身体：教育和个人服务社会政策被认为是迫使工人遵奉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 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4]
    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缘起于完全不同的过程。他们认为，总体上说 ，国家对福利的干预是统治阶级维护自我利益的结果。不过，在某些时候，世俗不满和 群众斗争也迫使国家采取符合广大选民而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行动，如1911年失业保险 法这样的国家行动，有利于比统治阶级更多部分的利益。在另一些时候，两个主要社会 阶级利益之间的趋同也导致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如40年代教育和收入维持政策就是由资 本和劳工利益的趋同产生的：资本家需要一个健康、受教育以及物质上充裕的劳动力阶 层：劳工则要求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标准。[18]也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劳资矛盾 的产物。“福利国家不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受限制的成就，也不能被视为主要由资本 主义的需求形成的机制，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围绕着劳资的矛盾和冲突展开的。”[13]（p 2）还有学者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同质性。国家夹在两 个内在对立势力即劳资之间，由于国家从私人资本中获得大量的收入，以及高级国家人 员与资本所有者具有相似的社会属性，国家倾向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许多国家福利 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维持，都是国家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结果。不过，当国家 遇到大众政治活动或受到这种活动威胁时，它对统治阶级展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 一时期出现的政策比在其他情况下出现的政策更关心全体人口的利益，在工党政府时期 更是如此。[19]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福利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统治 阶级利益的程度存有分歧，因而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普遍 承认，国家福利具有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功能，但对福利政策能否为其 接受者提供某些福利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体系决定论者认为，既然国家福利缘起于为集体资本主义提供稳定消费，增加生 产率和利润，则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的集体资本主义需要维持其产 品消费的稳定，因为一旦需求稳定，生产率就得以提高。国家福利一方面通过提供经济 稳定，使人们甚至在失业时也能继续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教育和健康政策，有助 于增加生产率和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效率。因此，福利具有服务 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3]有的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有两大关心之事，一是 经济效率，二是社会稳定，国家福利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缓冲器”。[4]（p11）也就是 说，除经济效率的需求外，资本主义还有社会稳定的需求。因此，福利一方面提供一定 程度的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存在潜在不宁时，有助于体系整合。这是通 过扩大社会权，将潜在激进和反叛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的。社会权的 扩大侵蚀了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增强他们维持社会相对不变的职责，具有使资本主义 长治久安的效果。总之，在体系决定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 济和社会需要，或两者兼而有之。国家在提供福利服务和发展福利政策时，相对少地独 立于统治阶级和精英。
    在相对自治论者看来，国家福利的发展展示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国家福 利的主要功能无疑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价值观，“社会稳定体系关注再生产 劳动后备军、家长制的家庭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13]（p2），但福利也的确具有少量保 障功能或马克思所说的“部分福利”的功能，尽管这是附带的功能。当公共住宅政策“ 旨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调控住宅这一重要商品的消费”时，它也附带“为工人阶级提供 稳定和合适住处”的功能。[14]（p66）也就是说，国家福利政策既有控制工人阶级的一 面，又有满足这一阶级某些需求的功能。[20]或者说，既服务于资本主义，同时又具有 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不过，国家福利采取的形式以及提供部分福利的可能性，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发展福利时资本和劳工的相对力量。国家在统治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的一部 分最脆弱时发展的政策，如早期的社会保险政策，比统治阶级比较强大时发展的政策， 更明显具有提供部分福利的功能。国家福利的功能总是受国家与资本所有者相互关系的 限制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