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理解战后英国国家对福利活动的干预，这一点是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观 和福利观的关键所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战后英国国家福利产生的原因、功能和目的 进行了全面、复杂和不同的解释。
    体系决定论者倾向于认为，国家干预政策履行旨在使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体系持久化这 一功能。在他们看来，国家活动和统治阶级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系。战后初期，英国采 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这是英国国家旨在促进英国社会中资本拥有者利益的行动。 [3]因为在受控经济中，有计划的充分就业能够刺激需求和消费，有助于资本积累过程 。也有体系决定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和工业是对占优势地位的公民阶层的妥协和退 让，它不仅不会损害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能促进其利益。国家创立和巩固福利 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其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民健康服务的建立可视为通 过维持现有和潜在工人的健康，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教育的提供是为了产生有技 巧和社会化的工人，促进经济利益；对技术的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学的重组，有 助于国家的工业竞争和经济的更快发展，有助于增加资本拥有者的利润水平；在收入维 持体系中引入与收入有关的失业补贴，给失业者提供合理的高水平的补贴，有助于将劳 工运动对经济和工业重建的反对降到最低水平。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英国国家的干预模式发生了变化。战后初期，国家 的干预活动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策略，以支持资本积累过程。经济计划、充分就业策 略和福利干预一起形成经济增长的基础，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到70年代初，凯恩斯 主义陷入危机，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失业率上升。全国福利服务体系和高水平的 公共开支产生了相反的后果，特别是高水平的公共开支影响资本积累。[5]在这种情况 下，一方面，国家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 在经济和工业计划中继续保留一些重要干预因素，工业的劳资双方至少部分地被融入国 家机器，以图医治管理衰落。但这种矛盾的国家干预未能阻止经济衰落，限制公共开支 也未能医治英国的经济创伤。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用新的干预 模式，旨在改进资本拥有者的前景。首先，大规模压缩公共开支，减少国家对公共部门 和公共服务的干预和财政负担，让市场力量重新成为经济的指南；其次，瓦解福利国家 ，个人、家庭和社区对福利的需求尽可能由自身来满足，教育和个人社会服务尽可能采 取自愿的手段来实现；再次，取消对资本出口的控制，允许投资高利润的经济部门，促 进资本积累。
    80年代的这种国家行动有一些矛盾之处。高水平的失业增加了国家在收入维持方面的 公共开支，其他社会保险计划以及教育的失败阻碍福利私有化，公众的抵制和阻碍更迅 速、更全面地使国家消失于市民社会之中。体系决定论者认为，这种困难加剧了资本主 义的矛盾。国家在撤出社会和经济生活关键领域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因而加强了国家 在某些方面的需求。
    相对自治论者认为，战后初期的国家干预，实际上反映了比统治阶级更为广泛的选民 利益。福利国家的产生和早期的巩固就是例证，它反映国家相对独立，能代表广泛利益 ，尤其是在社会阶级间的权力相对平衡时。[14]另一些相对自治论者则认为，这些福利 干预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辩证性。中学重组、高校扩展被视为对不同社会阶级利益产生好 处的活动，部分反映了旨在使不同社会阶级机会平等，为资本主义产生受合适教育和社 会化的劳动力的愿望，但未满足两者的总需求。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以及政府负担 过重，使有组织的劳工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更明显地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 益。但撒切尔夫人未充分实现国家撤退政策，应被视为部分是对人口中广大部分对这种 撤退日益增强的反对的一种反应。[21]
    四
    体系决定论认为，国家福利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机制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模式，这种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的 理解根源于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分析，寻求从社会发展模式中探讨社会现象的源泉，而 且它对当代社会进行描述和提供整体解释时，采用历史能动的方法而不是静态快照的方 法，因此，这一理论能以更大的背景解释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22]围绕民权、政治权 和社会权的斗争被理解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与社会对这种斗争的反应被理解为 一种最终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应，因为在前三个世纪英国出现的公民权不仅是统治阶 级为社会稳定付出的赎金，而且也增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给所有公民以公民权，使之 具有平等感，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同时，它又将在经济权力、资源和影响方面的广泛不 平等合法化。
    体系决定论对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该理论认为，国家福利 至多是按水平方向即在社会阶级内部重新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其结果是保护和增加人 口中拥有特权部分的资源和生活机会。[10]既然国家福利供应被视为在发展的特殊阶段 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策略，那么，社会政策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体系决定论也使得 “工业国家学派”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理解更加完善。“工业国家学派”认为，工 业化决定国家干预社会的性质和范围。体系决定论的解释则是：国家干预政策不是服务 于工业主义的利益，而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的政策是由资本主义国 家促进统治阶级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的利益决定的。
    体系决定论者对20世纪80年代国家活动的重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该派别看来 ，到了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部分体现为国家日益难以通过干预策略维持 资本积累和合法化任务。[5]同时，还体现为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减少 。结果，福利干预被废除、减少或改向。例如，废除与收入相联系的失业补贴，以及19 86年社会保险白皮书中的建议，主要是为了鼓励失业者进入低薪服务部门工作。这一时 期社会开支的增加，被视为后资本主义对社会潜在不宁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