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根土地的务实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裙带感以及地权流转带来的朦胧希望，铸成了中国农民面向现实的态度和经磨耐劫的性格--对艰苦条件的适应性，对天灾人祸的忍耐力，对谋生手段的积极寻求。千百万普通民众这种务实图存的人生态度，是传统文化中鲜明的人文精神的本源。
    农民的务实心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生产力的落后与文化的闭塞，地主的兼并与王朝的压迫，使表面上似乎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阻塞的“强必富”的信念，在实践的过程中变得一步十坎。世变能唤起对生活的希望，也能造成对前途、对命运的畏惧。这一切又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心理压力，使农民的进取精神与狭隘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小农平日不作玄想，轻视冒险。未应验的话不信，无先例的事不做。一步一个脚印，走在祖辈的经验所铺成的小道上。特别是当小生产家庭处于顺境，有点剩钱余米时，不愿再担风险的求安保本心理往往油然而生，顽强的进取态度很容易转化为知足感。这种知足常乐、不尚开拓的狭隘意识，在文化典籍里上升为儒家的中庸处世、了身达命的社会态度和道家崇尚自然、守静抱一的人生哲学。重视传统与现世，既不执着彼岸，也不甚追求未来，正是传统的人文文化的特色。
    二、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
    小生产者日常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表现为对“福”、“禄”、“寿”、“财”、“土”这五种乡里神的崇拜。五神一体的信仰，实质上是农民价值心态的反映。
    与村社结构相对应的“土地神”是农民最接近的神。其形象或布衣草履，或成对成双，象征着农民执着地把家庭扎根于乡土的心态。乡农居土屋、糊土牖、扫土场、压土谷，以刨土种地为创造与实现价值的基本形式。“地面”、“地头”、“地脉”、“地骨”等以土拟人的民间俗语，“土命人”（诚实）、“泥性子”（拙讷）等以人拟土的人格模型，还有数不清的以乡土为贵的农谚，表明乡里社会的人群与土地溶为一体。
    一村一社的土地庙，体现了村落的亲和感；一家一户的“财神码”，则反映农民变地产为家财的占有欲，强化了“送穷迎富”的动机。出于前节所析“求验”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心理力量，农民固执地相信“黄土生金”、“有土必有财，悖入财不久”的传统观念，把求土与求财的目标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产生的生活行为是勤与俭。所谓“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攒钱的匣子”，体现了在家庭这个基本社会单位里，两种求财行为的合一。
    强固的家庭意识体现在求生取向上，一是对寿命的珍惜，二是对子嗣的重视。中国的养生俗语、习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养生学非常发达。乡里民俗中娶妻得子的人生礼仪气氛热烈。“做买卖不着是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如果子嗣断绝，家产易姓，就意味着“土”与“财”的失落。因此，中国老百姓有顽强的死里求生与保护后代的心理本能。象“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类重视生命价值的民谚，是支持濒于绝境的小生产家庭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而古代文献中诸如祸福互倚、塞翁失马、亡羊补牢等等含有朴素辩证观念的哲理，归根到底是对强烈的民众求生意识的概括与提炼。
    所谓“禄神”，反映了乡里民众追求社会地位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与欧洲中世纪流行的价值目标差别甚大。欧洲封建时代建立在庄园经济基础上的等级血缘化与职业等级化的社会格局，造成了社会成员在等级阶梯上的不可逾越性。人们普遍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各自相应的等级地位，过与他们的地位相适合的生活。而中国封建史上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是农民追求改变地位的渊源。“禄”的含义是地位、身分与权力。所谓“贵则富”，地位与权力的提高，是“土”、“财”、“寿”这些目标的保证。
    农民的这种心理，反映了被压迫者对于统治权力的敏感--一种既憎恶又追求的复杂情感。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往往以耕读结合作耕织结合的补充，期望下一代改变上一代的地位与身分。所谓“白屋出公卿，布衣为将相”这类对官僚选拔制度的理想化概括，经过戏剧、小说和乡绅们的说教普及乡里，固然增加了农民对“禄”的幻想，但潜移默化中也违反统治阶级的本意，反而助长了反抗心理--“彼可取而代之”。“禄”的追求往往在反抗运动中转变为农民的政权观念。洪秀全从迷恋科举到自诩帝王，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心理变化过程。
    所谓“福神”，是乡农追求幸福机遇的心态反映。“福”的内涵是“富贵寿考”，亦即对“土”、“财”、“寿”、“禄”的综合，表示乡里民众希望获得某种机遇，以实现自己的追求。正是民间塑造的“福神”形象，综合地展现了这些追求的全部含义：“福神”衣冠楚楚，显示出康宁富足的地位；慈眉笑眼，包含着胸宽量大、智慧平和的内蕴；怀抱婴儿，象征家族的兴旺与延绵。这一人格画象，描绘了乡里社会求福的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全家福--人生和谐。
    俗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实质上是反映了农村民众在追求机运时，对生活环境中各种条件的比较与选择：平衡的自然关系不如和睦的社会关系，而各种社会关系中又以血缘与邻缘为贵。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人们之间交往比较少，通常限于亲属、姻属与近邻之间，人们既有协作的必要，也存在互相信任与忍让的条件。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比人口密集、竞争剧烈的城市居民亲密得多。这样，乡里民众追求家族幸福的目标，就外化为人际礼让、宽厚处世的态度；内化为容忍克己、平和宁静的心境。 “全家福”是人生价值的内核，由里（内心世界）到外（社会与自然）层层关系的平衡与稳定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延伸。
    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作为人们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的主要心理机制，制约与推动了务实进取意识。以价值观的高度，强化了乡里民众对生存的执着，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宽容感。从“扶老携幼”到“出入相友”，从“路见不平”到“歃血为盟”，小生产者在追求土地财富等价值目标时，复盖着某种质朴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的命运与群体的利益相互交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延绵。
    但是，人生和谐这一价值取向的弱点，恰恰在于着重群体时相对地忽视个体，为维持稳定而导致惰性。中国民众对于“福”的认知，不着重于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合理的实现，而是满足于在个体与群体的交往纽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在家庭里，诸成员也要在父家长制的支配下扮好各自的角色，将个体的自由意志隐藏在角色的背后，湮没在他们自己参与建立的习惯势力之中。因此，这一取向又引伸出顺从自然、崇拜权威、服从隶属、执着传统等等保守的生活信条。封建农村社会联系的空间几乎是封闭的，历史演进的时间在这里似乎凝滞了。同样的生活经验与传统信条在多少代人身上“和谐”地重演与传递，造成了人的独立意志的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