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神主义的宗教心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用“多神主义”这个观念概括了农民宗教心理的基本特征。多神主义是指农民对各种正统宗教和民间诸神的溶化性信仰心理。他们把自己无法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折射为各具机能的人格神，通过幻觉的形式祈求这种神秘的力量体系造福于自己。如果说基督主义创造了一套宗教价值作为信仰的目的，提倡忍受痛苦，以天国为欢乐，那么中国农民的多神主义恰好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索取的手段，侧重祈免痛苦，以人生为欢乐。有神必信，多多益善，是出于“免灾祈福”的心理需要。
    农民的宗教心理，是围绕着忧乐所系的生死观而展开从生存持续、生命再造与生活和谐的追求出发，将各种宗教信仰中合乎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理论与风习揉合在一起。
    古老的巫祝除祟术④在乡里社会盛行不衰。驱邪、降神、捉鬼、厌殃、招魂等民俗世代相因。这些民俗，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的求生欲望。由于缺医少药、贫病交困，人们试图借助由巫师、仪式与符咒相结合的神秘力量，来扼制生死冲突引起的焦虑感。
    普遍的求生心理也是道教产生于民间，并且在它成为统治者的宗教之后，继续拥有广大民众的原因。道教以珍惜现世生命为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于巫师方术的祈福禳灾、役神驱鬼等一套道术，与仍然保持原始状态的巫术在乡里社会并行不悖。游方道士与民间巫师的身分相互转换，界限不清。民众信奉靠外在法术扼制形神分离的符箓派，也景仰以内在力量加固形神结合的丹鼎派。民间宗教或拳会刀社中盛行的坐功运气、按摩导引、练拳习武、“刀枪不入”的风气，直接、间接地来源于道教（主要是内丹派）的修炼术。塑造“八仙”“白日飞升”的偶象，更寄托了乡里民众追求生命永恒、生活欢乐的美的构想。
    但是，农民的眼光毕竟是实际的。灵与肉永凝不坏的神学审美感同生命过程终究有时间界定的生活现实感相互冲突，使他们转向佛国的脱生信仰。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是厌恶人生，追求彼岸。它关于生命状态十界说⑤的本义，是认为前六界（六道）包含生命痛苦的根源，迫使人背负着前生的报应在苦难的世界中轮回流转，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克制私欲，超脱六道，经过更高级的四界而逐渐升华，最后获得精神解脱。然而，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心理背景的事实是，中国老百姓对六道以上那四种境界的奥秘普遍缺少兴趣，反而把“六道轮回”看成再生的希望之光。通过“六道”所构成的梯阶，幻想“转生”后的地位上升。“免灾祈福”与“修证来世”，构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信仰目标。这种心理的普遍与强固，与民众的求存意识以及兴衰不定的社会现象直接相关。贫富无常、人生沉浮的事实，为“六道轮回”造成了一种似乎是实在的、可以理解与求验的心理效应，从而使人们把追求现世的幸福与憧憬来世的好运连结起来。这也许是经过民众心理过滤后的佛教信仰为什么能扎根在中国乡土的原因。
    “除祟”、“修炼”和“轮回”形成一个共同的信仰定向，即中国老百姓对个体生命持续的追求。与此同时，形成于原始初民时代并被儒家强化了的祖宗崇拜，则成为人们向往群体（家族）生命永恒的标志，执着于“子子孙孙无穷尽焉”的香火传承。乡里社会的祖宗观念要比神佛观念更强烈，宗祠祭祀也比庙观祭祀更虔诚。亡灵崇拜高于神灵崇拜，意味着神权服从于伦理。这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宗法血缘关系在神学上的投影。
    多神观念如此普遍与流行，使中国不是一个淡于宗教（如有的学者所论），而是浓于宗教的国家--多宗教的国家，并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出特有的包溶性、实用性和伦理性。中国老百姓不甚追求宗教义理的索解，不在乎各种宗教之间本来存在的歧异，也弄不清他们崇拜的神灵属于何教何门。存在于老百姓的信仰领域里的天神地祗仙佛人魂以及各种乡土精灵，组成了一个“解灾救难”的超人间实体。他们指望精神的虔诚与物质的奉献能换取诸神赐福，克服实际生活中为知识与经验所无法克服的心理危机。这种亦宗教亦巫祝亦伦理的互渗性信仰，是强调和谐、亲情与务实的中国封建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浓厚现世精神的多神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构成农民反压迫的精神材料。这种观念一方面对正统宗教起了模糊与溶化作用，另方面则对民间宗教起渗透与传承作用。当某种社会势力相对适应下层民众的利益，按一定的趋势将多神观念教义化、迷信习俗仪式化，并将受这种观念与习俗支配的人群组织为团体时，具有“异端”信仰的民间宗教就形成了。因此，普遍性的多神意识既是联系两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心理媒介，又孕育着后者对前者的逆反心理。目前民间宗教的研究者，一般着重于从正统宗教中寻找其研究对象的思想资料，这是必要的，但要进一步深化这一探索，还应加强对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意识的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日常意识，既包含农民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共有的民族心理，又体现了农民阶级的独特性格。农民意识，作为封建时代各种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其阶级性既与更广泛的民族性相重合，又自发萌动着被压迫者自身的理想、兴趣与需要。
    对属于低度文化、然而内在构成颇为复杂的农民意识，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用“勤劳、智慧、勇敢”或者是用“落后意识”、“劣根性”这样简单的断语来表述，都是不确切的。农民日常意识中即使是具有明显封建性、保守性的心理因素，如尊重传统、崇拜皇权、服从隶属、敬畏神明等等，作为普遍性的民族心理，在封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年代中，对社会的稳定起过调节作用，因而曾经有其内在价值与外在根据，并非天然的落后。而农民日常意识中较多地保存了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部分，如务实性、亲和性、斗争性等心理因素，又同封建的、保守的一面错综交织，因而也不能简单的吸收与利用。对于这种优劣相间、瑕瑜互见的深层心理，需要花大力气加以分析研究。
    农民意识的作用之不可低估，不在其深度而在其广度，不在其开拓性而在其世世代代、年深月久地沉积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与行为里的习惯性。毛泽东关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论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历史遗留在农民文化心理中的积垢，只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荡涤；而农民性格中体现民族精华的成分却不会消散，它们将溶入更高级的文化形态，与历史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