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标志着战后四十年来形成的冷战格局结束。随着这一“两极格局”的结束，在此之前明显存在的意识形态超国家利益现象受到冲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各国针对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纷纷制定相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当然我们说，意识形态的超国家利益性受到冲击，并不是说国际交往中已经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事实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1.冷战结束到1993年
    198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六·四”政治风波，这原本是中国内政，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蓄意扩大事态，对中国实施制裁，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暂停军工合作和军品贸易，欧盟还在同年6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声明》，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进行经济制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致使中欧关系的发展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某些大国基于政治目的，在苏联解体后，把“分化”、“西化”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西欧发达国家一度跟着美国对我继续施加压力，实行制裁，妄图以压促变，导致同中国关系逆转。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无不闪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子。但是西方的压力并没有使中国屈服，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与刁难，中国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期间中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面对这些事实，西欧等发达国家很快意识到对中国施加压力，其结果是损害了自身利益，所以，欧共体成员国先后调整对华政策，自行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政府首脑、高级官员接踵出访，企业家也纷纷涌向中国，恢复了同我国的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随后，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战略关系也开始从1989年后的严重对立向正常化方向转化，1992年国际形势开始稳定，这一年也是中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关系明显改善的一年，同年有33人次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其中包括德国外长金克尔。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使中德关系全面正常化。中国外长评价当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
    2.1994年迄今为止
    1994年中国与欧洲在高层互访、经济贸易合作以及文化科技交流等诸多方面，友好关系发展迅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欧关系富有开拓性的一年。在高层互访方面，高层往来引人注目，在西欧各国中，德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被誉为“捷足先登”的“火车头”，政治外交方面的往来尤为突出。继1993年11月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后，1994年1月，乔石委员长访问德国，推动了两国议会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同年7月，李鹏总理访问德国，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着眼21世纪，全面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次访问在德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法进行国事访问，江主席在访法期间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四原则：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中国这一原则立场在欧洲引起了积极反响。伴随着中国和西欧大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94年经济贸易合作成绩也十分突出，进出口活跃，投资增加，合作领域扩大，比如，1994年李鹏访德期间，双方在经贸领域签订的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达45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1994年1-9月，两国贸易额为79.63亿美元，比1993年同期增长19.9%。[2]同时，中法经贸合作关系也迅速解冻，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中欧在文化科技合作方面也进一步深化，1994年，在欧洲许多国家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文化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了解中国文化，也就必然难以开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政治影响的与日俱增，欧盟认为今后如要继续在世界经济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全面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欧盟于1995年7月5日公布了《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的报告，报告提出要与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强调对华关系“应成为欧盟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一块基石”。这是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制定的一项全面对华政策。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发表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的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具体化。这一切表明，欧盟在重新审议和调整中欧关系后将执行更加积极和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自此，中欧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进入1998年，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又有一系列重大举措。首先，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案，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加强同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表明了欧盟希望进一步改善中欧关系。其次，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并发表了题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的新文件，该文件强调要加强欧盟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注重经济关系，而且要加强政治联系，致力于同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全面的平等伙伴关系。同前两份文件相比，它更突出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性”、“长期性”和“全面性”。与欧盟调整对华政策相对应，欧中高层互访十分频繁。1998年，意大利总统、葡萄牙总理、卢森堡首相等人纷纷访华。1998年成为历史上欧盟国家领导人来访最多的一年，实际上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的高潮。同年，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政协主席李瑞环、李岚清副总理等人也分别出访了西欧各国。特别是1998年4月在伦敦召开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前一天，根据欧盟的建议，中国总理朱镕基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了中国-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会后，发表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从而把中欧关系推向一个高潮。1999年初，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欧洲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3月27日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其中谈到“中欧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01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使未来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的旨在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的新政策文件，文件重申，发展对华关系是欧盟的长期政策目标，欧盟将坚持1998年制定的与中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长远政治目标。这主要包括：通过高层对话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使中国并入世界经济的轨道、更好地利用欧盟-中国合作项目以及提升欧盟在中国的知名度等。新文件认为，“支持一个继续改革开放和在国际舞台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的中国，同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3]。文件指出，“欧中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有助于改善欧洲和中国人民的生活”。该文件还就今后在中、短期内扩大欧盟与中国的对话和合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和可行的行动要点”。同1998年欧盟提出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性文件相比，欧盟当前提出的对华新政策在保持欧盟对华政策连贯性的同时，更注重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更重视在环保、能源、可持续发展、打击非法移民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在政治领域双边关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同西欧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向广度和深度全面发展，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达2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0%。1995年，欧盟15国同中国的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大关，1997年达到430亿美元，比1990年翻了三番。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稳步增长，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渠道。1993年欧共体12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543个，协议金额30.4亿美元，实际投入6.4亿美元。1994年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协议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为1367个、92亿美元和15.44亿美元，协议和实际投入金额比上年各增长2倍多和1.4倍以上。1995年欧盟15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达21.5亿多美元，比1994年增长39.6%。截止1996年底，欧盟企业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已达89亿美元。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其中包括交通、运输、通讯、能源、环保、化工、机械、汽车、电子、药品、民用航空、建筑工程等领域。双方还加强了在职业、技术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总之，进入9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
    三、结论
    从冷战前后中欧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四个阶段的波折起伏变化，可以看出，中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它既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双方是否有着共同利益驱动的影响。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环境与背景，意识形态虽属于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超越了国家利益，有时候甚至主导国家利益，中欧关系因受到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的影响，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两极格局”解体后意识形态的超国家利益性受到冲击，即世界各国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而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因此，进入90年代，经济利益就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驱动力，但我们说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存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饱受“冷战思维”之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特别是当前天下并不太平，主要根源亦在于某些大国仍坚持“冷战思维”，变换着花样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我们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在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防止以意识形态的亲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同欧盟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不仅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对国际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钱其琛。1993：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N].人民日报。1993-12-15.
    [2]中欧关系大步发展[N].人民日报。1994-12-18.
    [3]欧盟发表对华关系新文件[N].光明日报。20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