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农战史研究有很大成绩。它研究面之广，跨度之长，是任何专门历史的研究无法比拟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农战史研究几度受到“左”的干扰，至今还存有影响的痕迹。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战史研究重新恢复和活跃起来，研究亦有深入。然而从全局看却是踏步不前，甚至出现了僵局。这主要反映在旧的分歧依然存在，至今无法统一。並且是很少有人进行再研究，以求新的突破，达到统一或大体一致。譬如：农民战争反封建制度是历次都反，还是有的反有的不反，至今无统一意见。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是农民阶级的还是封建的，亦没有一致结论。农民起义同地主阶级斗争时使用的思想武器到底是自己的思想，还是借用了封建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起义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同样是众说纷纭。至于象农战的历史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体现在什么时候，农战对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直接作用”大，还是“间接作用”大，农战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农民起义领袖当皇帝是否就变质等问题，也没有满意的解决。而农战失败的经济原因，几乎无人问津，农战的消极作用、农民阶级的局限对农战的发展与胜利的影响，几乎是禁区，无人敢做深入研究。此外，目前农战史研究队伍正在瓦解，许多专家改变研究对象，从事其它论题去了。我看这种现象不能算是农战史研究新发展的表现。当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在某一天采取行政办法强行一致。问题是多种看法并列，无人再去研究，只在原地周旋，已严重阻碍了农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如果不想办法冲破这种局面，很难有农战史研究的春天。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我以为首先应该承认这种局面的存在，分析它产生的原因，然后找出引导农战史研究新发展的途径和办法。
    笔者以为上述局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受“左”的思想的干扰破坏。在过去，我们曾大讲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配合这种政治形势要求，史学界有过过高估价阶级斗争作用的现象，什么都是阶级斗争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农战有不符合实际的拔高，甚至是美化。如对农战历史作用的认识，竟然拔高到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的地步。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是诸种力量构成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的论述背道而驰，更与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不符。三中全会以后，人们重视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因而对农战的研究抛弃了“阶级斗争万能”的谬论，可是又出现了认为农战似乎不是历史发展一种动力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适应需要而违背历史实际的研究，实在是有害无益的。
    其二，是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学习和理解程度上有差异。过去，我们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努力学习过经典作家有关农战的理论。但应该承认，受个人认识水平的限制，大家对马恩列斯等的论述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差异。此外，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制约，学习方法的限制，几乎谁也不象现在这样实事求是、科学地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数是把它们的语句看作准确无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也不允许把经典作家的话按着所讲的时代，针对的对象加以区别，考察它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经典作家的话被有些人不加区别地套用于各个方面、各国各民族，指导各时代各方面历史的研究，这就又造成一种差异。现在大家都明白，只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他们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所进行的研究而产生的个别结论、预言，只对我们研究同类问题有指导或借鉴，至于有的话，则对我们无意义。由于上述所说对经典作家的论述的理解的差异，以其指导中国古代农战史的研究，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等文讲到起义被镇压之后，“在爆发战争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贵族、诸侯等反动势力“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亦有类似的论述。我们有的同志据此亦认为中国农战失败后统治阶级对农民只有反攻倒算，一点让步也没有。而有的从西汉唐明之初的历史实际分析中，认为有“让步政策”，认识不同，产生了对农战后新王朝统治政策等的不同评价。
    其三，是大家对史料的掌握和理解不同。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少数除外）是极为仇视的。故旧史书对其历史的记述大多失真，或少记不记，造成史料上真伪对错难辨与不足。所以，人们要研究农战史必须首先搜集资料，考证史料的真伪对错，这就会有掌握资料多少及史料辨别得好坏之分。例如：李秀成《自述》是否经过曾国藩篡改，《自述》里的话那些是出于李秀成之手，这直接关系到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考察及对其一生的评价。李信其人是否真有，则关系到李自成起义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评价。至于如李自成的“均田”是否实行过，他失败后是被杀还是隐居到湖南石门夹山寺做了和尚，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问题，等等，都影响到对该次起义及本人的分析和评价。对史料理解及掌握多少之不同是上述问题不得解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