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研究方法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以往历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又是研究历史和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它方面的科学论述对于历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但这些都是一般方法论。历史研究有自己的任务和对象，有完成自己任务的种种具体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行之有效，应继续坚持。但是，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以往的历史研究，不外是相续的两种类型。一是在研究时先对制度、事件、人物等从微观上进行考察核实存在的情况，属于考据、考证型；二是对这些方面的变化、运动进行各种分析、归纳比较，得出结论，这属归纳比较型。在研究具体问题时，相当多的是搞定性研究。更有的在先定性后采用单纯的因果分析法和逻辑推理法，通过理论分析、逻辑证明之后，再进行描述性的阐述，因此得出的结论多为不准确的，或是近似的。比如，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是被统治被剥削阶级，地主阶级一向对农民阶级实行残暴统治和压迫，他们通过封建政权代表自己实行这种统治，农民和地主二阶级严重对立，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的农战史研究首先是建立于这个定性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考证农战的性质上，有的不具体分析该次起义的具体情况，就下了反对封建制度，或要推翻当时封建政权的结论。事实上，初期的农民起义不能反对封建制度，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民起义也不都是反对封建制度的，他们反的只是当地官府和坏官吏。至于想当皇帝、拥护皇帝的，我看也不是反对封建制度，更无法说他们想要推翻封建政权。至于认为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在没瓦解之前，一直是革命的，就更无法说明。
    基于上述状况，我认为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打破这种局面：
    一、续继清除“左”的思想干扰。
    采取的办法就是“降温”、“降调”。主要是对过去的结论来个反思，重新推究。建议对农战性质、农民建立的“政权”性质、农战的历史作用等根据现今掌握的史料实行宏观研究，做最高定性、定量分析。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差异性很大的结论，一时不好统一。但必须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我希望我们的学者敢于放弃被验证是不正确的结论。真理从来是在反复辨别中发现的。
    二、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某些新方法。
    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目前极需要引进一些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我赞同一些同志提倡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新方法，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数学方法等新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比如可以采用系统方法研究。农民起义原因。首先我们把起因看成多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然后考察引起起义的经济、政治、宗教、风俗、人口和地理等条件、以及参加起义群众，尤其是起义领袖的意向和习性等诸因素。考察这些因素是如何相关联及相互作用的。这样，就会发现除了过去我们讲过的经济政治诸种层次因素外，宗教、风俗等也有作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秦末农民起义，当时的外部条件是匈奴的南侵，秦除派兵征伐外，还修长城防守，修驰道运送军需品，派人去戍守，这就形成了赋税、兵役、徭役繁重，孕育了反抗的一个原因。而地理条件则是，秦刚统一，全国人口少，到处是无人烟的荒原，山区、水泽，这正是小股起义隐蔽发展的好地方。英布不是曾率修骊山徙亡于江中为群盗、刘邦率刑徒隐于芒砀之间、彭越也率众为盗于巨野泽吗？地理环境帮助他们积累了斗争经验、积蓄了力量。所以，当陈胜吴广“为天下倡”之后，他们能率众参加或响应，形成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而陈胜、吴广生于楚地，起义地大泽乡亦原属楚地，楚人在这里很多。楚人迷信巫鬼，又“急疾有气势”，在秦的暴政下，他们不堪忍受，要起来反抗，但尚不敢首倡。于是有起义前的问卜，卜者告之可成，才敢以“鱼腹丹书”、“沟火狐呜”来张声势、树权威，带领民众起义。另外陈胜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敢利用此时机举大事。至于刘邦本无家业，游手好闲，生活无保证，性情易动，极易走险，更想某一天富贵，故参加起义。项羽参加起义是有复仇之因素，亦有重居权富之位，如“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还有如张良、张耳、陈余等亦各有自己的想法才参加反秦。他们与人民的反秦，客观上形成了一致性，终于汇成了广泛的反秦斗争洪流。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秦在政治经济等上的残暴统治这个最主要因素。对农战与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关系有的同志已用过控制论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成功。还有如农战的历史作用等亦可采用系统论来研究。至于象史料的收集整理，农民起义次数、参加人数、经过地、路线等，我看可以使用数学方法，如统计学、概率论方法，也可使用电子计算机。目前，国内外已经使用或开始使用上述方法，取得了一定成就，证明对研究历史是适用的。恩格斯说：“以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②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所以，不断地把自然科学中可用的新方法、新理论引进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中来，从而促进本学科的发展，是一条可贵的经验，也是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所以恩格斯说：“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③因此，我们不应因使用上的毛病而反对使用这些新方法。而应该让它和马克思主义一般方法、历史研究具体方法一同来做我们研究历史的工具。
    有人会说，这些方法马克思主义里边有，並且还使用过。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认为经典作家对此没有系统的阐述和运用。何况我们过去学习使用马克思主义时根本没有重视它，难道现在还不应该重视吗？马克思主义也是要丰富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