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门在蕞尔小球的旋转中打开。一部史学巨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籍此而进入了中国史坛。它成书于西方当代史学主潮--年鉴派历史综合主义史学模式进入发展第三期的六、七十年代之中，其重大特征就是史学新方法的大量涌现和运用，这在《晚清史》中有突出的体现，从而使全书不但成为一部晚清史的学术巨著，同时也是一部集当代西方史学新方法之大成的代表作。
    一、以中国为主体的新模式之影响七十年代，中国以大国的身份步入了世界舞台。与此同时，西方的清末民初史研究也发生了引入注目的变化。即二战后盛行的“文化冲击”、“现代化”、“帝国主义”这三个抹煞中国的自主性，视中国为西方文化附庸的旧模式为大多数史家所摒弃，以中国为主体的新模式距起于西方史坛。其特征即如美国学者柯文介绍的那样：“就是一开始便从中国本身存在的问题着手，这些问题或者是受西方影响，甚至由西方引起，或者同西方毫无关系，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它们在双重意义上都是中国问题。……因此衡量历史的标准也应该是中国的，而不应该是西方的。……最近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不是随着亨利皇太子的远航探险和西方扩张主义的兴起而从欧洲开始的，它的真正起点是在中国①。《晚清史》有着这新模式影响的浓重胎痕。
    该书下卷序言开宗明义地说，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环境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境中仍属统治地位”；“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下--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②这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创造的”③。而制约着晚清史的环境和现实关系的基础则无疑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内因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依据，外因只是条件，晚清史发展的内因就在于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已昏惨惨而油将近，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萌芽则在历经扭曲和压抑后，正力图突破裹在身上的僵死的封建外壳。这就导致了晚清社会矛盾的空前激荡，扑天的改革和扑天的造反相继更替，中国社会陷入新生命产前的阵痛之中。恰在这时，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进程，加剧了这阵痛并使新生命早产畸型，而这新生命是中国社会母体孕育生产的，中国历史的遗传基因在它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淀和体现。就拿维新变法运动来说，它固然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但无论其理论和运动方式，都更多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康有为只是沿着顾炎武、龚自珍、薛福成等人的足迹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而已。由此可见，以中国为起点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转换问题，其根本长处在于尊重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对历史过程的高度敏感性，把历史看作一个运动发展的整体，而不是象旧模式一样，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看作静止、僵死的，只是西方冲击才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活力。二者之优劣不言而明。
    二、系统方法统驭全书年鉴派历史模型的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历史是“整体历史”、“综合历史”，即把系统方法贯穿于历史研究之中。“系统方法是用科学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一门技术，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和设计与其成分或部分截然不同的整体。它坚持全面地看问题，考虑到所有的侧面和一切可变因素，并且把问题的社会方面与技术方面联系起来”。④《晚清史》之成功，得力于此原则的甚多。
    晚清百年史，是一个“溃散与结集的交替”⑤，灵魂与躯壳分离，地火与地壳冲突，巨潮与海岸撞击的百年激荡史。历史演变之复杂为前所未有。史家于此稍有疏漏，就会失之偏颇。有识于此，《晚清史》运用系统方法对晚清社会进行系统、综合的考察，从而驭纲统目、纲举目张地揭示出晚清社会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演变情况，探究出推动晚清史发展的各种矢量的运动规律，最终完成了《晚清史》这一巨著。
    系统方法的运用首先体现在该书的结构打破了传统的接时序连接的线性结构，而是“考虑到所有的侧面和一切可变因素”，采用多角度，多侧面、时空交叉的专题结构法，即把全书分为若干专题，专题之间有用时序联结的，但更多的则是跨越时序，出现时序交叉错杂和空间跳跃的多侧面结构。如上卷第六章是太平天国专题，第七章则是中俄关系专题，二者在时间上逆差一个多世纪（前者结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者则从十八世纪初谈起），空间上从中原跳跃到边疆。这种结构表面上看似乎很杂乱，但实际上却有内在规律可循。即按系统方法的原则，围绕晚清史所有的侧面和一切可变因素组织章节。如太平天国一章是从政治侧面，而中俄关系一章则是从外交方面，再加上其它论述边疆、经济、思想文化侧面的章节，形成五个子系统的支柱，错落有致地支撑起《晚清史》这辉煌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