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剖析晚清统治支柱--巨绅的衰退时，有这样一些数字：“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绅士，其中的530,000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有如此精确的数字佐证，其结论“这便影响到社会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日益贫困的一个因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与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18）也就无懈可击了。
    象这样通过精确的计量分析引导出结论的地方，全书甚多。如下卷第一章就用二十二张数字统计表和散见于文字中的数百个数据来论述晚清的经济趋向。仅在手工纺织问题上，就用三个数表和大量数据来说明：虽然洋纱在清季三十年中上涨二十四倍，但我国人民并没在这洋纱倾销的打击下束手待毙，而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能与外国布匹竞争，甚至更好的棉布”（19）。手工织布就这样在竞争中求得了发展，并最终为纺织工业化开辟了通道。计量方法之神效由此可见一斑。
    五、比较方法的运用“所谓历史比较研究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比较史学能产生一种选择认识，显示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运动，这些运动如不运用比较的眼光去观察，也许就发现不了”（20）。《晚清史》深得其妙，在全书中大量运用，而太平天国一章中则是最为成功的范例。
    此章在太平军与清王朝二大对立子系统的比较中剪裁成篇，对二者从领袖、军制、思想理论乃至武器装备等都进行了逐层的对应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不能完全用纯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作是决定因素，其中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的结论。而最值得借鉴的是：作者为了探究太平军失败的深层原因，又将其与捻军作了一番比较，从而产生了一个创见性的结论--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样……，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次，太平军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的鸿沟”。这鸿沟既是太平军失败的深层原因，同时“恰恰是太平军的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它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待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21）。这一创见，我们过去长期未能揭示，其原因就在未能对太平军与捻军作全面的比较研究，只看到二者的继承性、共性，未看到其差异性，更未看到这差异得以形成的历史环境以及对之成败共亡的影响。由此，比较方法之举重若轻，“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运动”的长处就昭然了。
    六、多学科的融合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运动系统，其内部每一子系统及其相关联的各层次、环节无不对历史之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些子系统尽管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作为已逝的过去，它们就都属于历史，都是历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历史科学的这种丰富的内涵就使得西方当代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乃至一些自然科学分支都被史学吸收、容纳。《晚清史》正有着这熔百科于史学一炉的特点，如它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索晚清史演变的文化渊源；从人口学的角度说明晚清史上人口巨增的影响；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边疆对晚清统治的作用，以及借助社会学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说明张之洞、袁世凯之个体素质对南北新军的不同影响、新军共同的群体意识对段祺瑞、蔡锷等迥异个体的制约等。在这多学科融合运用最具启发的则是历史心理学的运用。
    “心理学将依次从事三个系列的考察，首先，它将专心于探讨人所得之于社会环境的东西：集团心理学”（22）。《晚清史》循此而对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心理转折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如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轻商观念的转变等，其中最成功的则是对清末新军在民众心理上引起的变化之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