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的。在生产力落后低下，生产和生活都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 ，君权的发展成为必要，由此也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依靠武力强行夺取政权的 人，在“君权神授”的思想氛围中，能够顺利地巩固地位，使自己的一切行动盖上“上 帝许可”的印章。通过对古代西方君权的系统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一定历史环境 下，“君权神授”观念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一旦离开特定环境，这一观念本身也就褪去 了神圣的光环，无论其理论阐释多么完整系统，都挽回不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一、走出城邦民主政治的希腊人
    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在古希腊，“君权神授”观的产生自然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
    纵观整个古代希腊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当时宗教神学并不发达，人们很少求助于虚 无飘渺的上帝。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曾明确指出：“希腊人的一个根本事实是他 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在有资料可查的历史时期中，希腊没有足以证明传 教士们控制理性活动的任何迹象。”[1]（p.20）希腊人虽然创造了神，但并没有将人置 于神的控制之下。在希腊社会，神与人不仅同形，而且是并列的，在世间万物面前，神 并不比人技高一筹。“神祇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2]（p.33）
    出现上述情况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 程”[3]（p.6），城邦的显著特点是小国寡民，自由民可以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城 邦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背景和界限，即使在城邦衰落之际，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讨 论都谈的是城邦”，城邦成了希腊人的“政治实验室”[2]（p.239）。在城邦政治生活中 ，希腊人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印第安和犹太民族在宗教中反观自己，他们 不加深究地接受并通过信仰来领会这个世界，与此相反，希腊人立身于思想的王国，他 们敢对眼见的万物表示好奇，从而试图用理性来思索宇宙”[4]（p.1）。希腊人对人神关 系的理解也充满理性思辨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说：“古先的人既一般地受治于君王而且 现在有些民族仍是这样，有些人就推想群神也得由一个君王（大神）来管理。人们原来用 人的模样塑造着神的形象，那么凭人类生活来设想群神的社会组织也就极为自然了。” [5]（p.7）
    希腊人的政治自信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因此随着城邦时代结束，这种自信也逐 渐走向消失，民主政治开始让位于君主政治。给希腊城邦时代划上句号的是马其顿的腓 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但在此之前城邦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混战和冲突，城 邦体制束手无策，因此伊索克拉底毅然将希望寄托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虽然他并不希 望腓力成为专制君主，但腓力的实际表现已与专制君主毫无二致。公元前337年科林斯 大会签订的和约公然表示，与会各邦不但对腓力，而且对其子孙的“王权”也不得有所 侵犯[6]（p.204）。无论希腊人喜欢不喜欢，王权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只是由于 历史的惯性，希腊人一时还难以接受而已。例如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虽然他的 学生在征服世界时把各地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作为参考，但他在整部《政治学》中念念不 忘的依然是城邦。再如脱离城邦很久的伊壁鸠鲁，在对客观世界感到无可奈何之后，所 寻求的也是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和心灵安宁，逃避现实生活。
    面对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为其拓展的广袤世界，失去城邦依托的希腊人更加迷茫 。亚历山大曾将东方的神照搬过来给自己的统治增添神秘色彩，他的短命使这一措施没 有取得实际成效。斯巴达人甚至对亚历山大神化王权的做法报以轻蔑的嘲讽：“亚历山 大想成神，那就让他成神吧！”[7]（p.468）然而亚历山大部下建立的希腊化的托勒密王 国和塞琉古王国则非常自然地走上了神化王权的道路，这两个王朝的国王都被视为神明 。在希腊本土，公元前307年，德墨特里乌斯·波里奥克特斯（Demetrius Poliocetes， 公元前336～287年）恢复了雅典的民主，雅典人民却将感激之情化为对他神一般的尊敬 ，在他还在世时就迫不急待地筑起神坛，指派祭司专事对他的礼拜，希腊原有的神都为 之让路[8]（p.148）。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宗教的本质：“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 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 力量的形式。”[9]（pp.666～667）这非常符合此时希腊人的心态。在失去城邦依托和感 情寄托的情况下，面对不可控制的客观世界，希腊人自然会幻想出一种“超人间的力量 的形式”，即被神化的王权。
    如果将马其顿人排除在正宗希腊人之外的话，王权对希腊人来说永远只是政权形式之 一，而且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优越的。对此希腊人的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于结 束城邦混乱局面而言，马其顿的强大王权是希腊人的救星，不仅使希腊半岛恢复秩序， 而且随后为希腊人展现了一个崭新而宽广的世界，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强大王权的优势。 但与罗马人相比，王权在希腊人那里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