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和制不能解决罗马人面临的问题
    古代罗马人有着与希腊人相似的经历，都是由城邦开始，进而发展成为帝国；在“君 权神授”问题上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是罗马人对君权的体验比希腊人更具体 、时间更长。
    在整个古罗马历史上，王权产生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王政时代（公元前753 ～509年），传说这一时代共经历七个（有的学者称八个）“王”的统治。根据学者们的一 致意见，前四王（或前五王）为拉丁人和萨宾人，他们虽有王的职位（勒克斯Rex），但在 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并不大，其权力受制于库里亚大会和元老院，因此此时的罗马还处 在氏族制末期，尚不具备建立国家的条件。后三王时期罗马才真正具备了形成国家的条 件，其明显特征是在王位继承中出现暴力，王的权力也有所加强。但是此时王位继承制 度还带有母系制痕迹，王有时是老王的女婿，来自外族而不是本族成员[8]（pp.232～23 3）；国家还处于较原始阶段，王也不具有神的地位。伊达拉里亚人老塔克文通过暴力夺 取王位后，开始将伊达拉里亚式奢华的王权仪仗引入罗马，使王位具有了某些神秘色彩 ，如金制王冠、象牙雕饰的宝座、鹰头权杖、紫色绣金紧身衣和绣花长披风；举行凯旋 式时将王的脸涂成朱红色，乘坐四马拉的战车，装扮成朱庇特神的模样；等等。但是此 时的王仍然不是真正的神，与神还有相当的差距，他只是神的代表而已。在凯旋式上， 王的身旁站着一个奴仆，其职责就是对着王大喊：“不要忘记你是个凡人！”[10]（pp.1 26～127）
    公元前509年，王政时代末王高傲者塔克文的暴政被推翻，罗马人对王的痛恨达到无以 复加的程度，不仅就此废除了王的职位，而且连王的称号也成为禁忌。此后罗马进入共 和时代。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有两大主线：一是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二是罗马城邦不断地向外扩 张。前者是城邦内部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斗争扩大了共和国的阶级基础，激 发了公民的参政议政积极性，使国家机构日益完善、健全、成熟。后者则不同，每次对 外战争在获得大量土地和战利品的同时，也给城邦体制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即如何 统治被征服地区的问题。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罗马人采取了区别同盟、友邦和保护 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在征服地中海周围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中，罗马人实行行省制。 无论“分而治之”还是行省制，整个政治体制的实质仍是以罗马公民为中心的城邦制， 权力中心是罗马元老院。即使后来那些大权在握的军事将领们，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 力和财力，来满足罗马街头拥有公民权但已靠施舍过活的流氓无产者们的要求。
    但是，要统治如此辽阔的疆域和身份各异的人民，城邦制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对外 扩张使罗马人获得了大量战俘奴隶，奴隶劳动逐渐取代了罗马自耕农的劳动，奴隶与奴 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而发生了西西里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等。罗马人 与被征服地区同盟城市和各行省居民之间的权利、地位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因此而发生 了朱古达战争、意大利同盟战争等。而当罗马统治者要着手解决这些矛盾时，他们一贯 依赖的自由民已因奴隶制的发展而贫困化，公民兵制度的基础不复存在。
    面对困境，罗马统治者内部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 制度，由此产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其失败结果证明，这一好的愿望并没有 得到历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 兵制度变为募兵制，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后元老院和罗马 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 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此时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 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注：根据罗马历史学家 苏维托尼乌斯记载，恺撒曾说过：“共和国啥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形体的空名。”在 一次拉丁大典献祭后回城的路上，欢呼人群中有人将系有洁白绦带的月桂花冠戴在恺撒 塑像上，此人不仅被平民保民官责令从花冠上取下绦带（因为白色绦带只有国王才配享 用），而且还被投入监狱。恺撒还斥责了两名保民官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其理由是， 这两名保民官的行为使他失去了拒绝王权的荣誉。但是事实上，恺撒对国王尊号的觊觎 已经路人皆知。）[11]（pp.38～39）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鉴于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 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但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 。“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
    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之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并且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 意为“庄严、神圣”。他家中所有门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装饰，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 叶。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12]（pp.176）。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很清楚，例如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 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 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 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11]（p.79）；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拥有独裁权 力，而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 这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狡猾。
    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 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 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11]（p.63）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经济衰退，商业萧条 ，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 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强权夺 取政权的人将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开始抛开它实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对内镇 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战胜了萨珊波斯帝国，之后便公开仿 效波斯帝王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足 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 自比为神。正像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 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 非分之想”[13]（p.845）。
    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 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 神支柱，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年的改造过程。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 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 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 。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313年《 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 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 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 申，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索里达以上财产者[14]（p.80）。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 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罗马帝国实际就是 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代理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 基督的治下；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 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15]（p.67）
    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 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衰落，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