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欧封建社会建立之前，基督教会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存在于西 欧，罗马主教的地位和作用尤其不容忽视。还是在利奥一世担任罗马主教时（440～461 年），他利用西罗马帝国皇帝急需教会支持之机，从皇帝处获得了制定全教会法律的特 权。在西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主教充当着帝国行政代理人的角色，负责城市修建、给雇 佣兵发放军饷、组织对外敌的抵抗并主持媾和等。452年匈奴人在阿提拉率领下攻入意 大利半岛，利奥一世亲率代表团与匈奴人举行和谈；455年罗马城再次遭到汪达尔人洗 劫，还是利奥一世冒险与汪达尔人首领谈判。这些使罗马主教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民心 。格雷戈里一世任罗马主教时（590～604年），在领导抵御伦巴德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 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成为集罗马城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他公开自称圣 徒彼得的继承人，坚决否认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普世主教”和“牧首”的地位。754～7 56年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建立者矮子丕平为报答罗马主教对其夺取王位的支持，两次出 兵意大利驱逐伦巴德人，并将拉文纳总督区和潘塔波利斯地区“赠送”给罗马主教，由 此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此后不久，罗马教皇精心策划和炮制出《君士坦丁赠礼》，称 君士坦丁皇帝为报答罗马主教治愈其麻疯病，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世俗统治权、罗马 以外4个宗主教区以及一切宗教事务管辖权都赠予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人。《 君士坦丁的赠礼》尽管是伪造的文件，但其历史作用却不可否认。它并没有赋予教皇什 么权力，但它对教皇已经实际拥有的权力予以确认，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当时伪造文件确认已经实际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不仅教皇，社会各阶层都如 此，教皇只是依例行事而已[21]。至此，罗马教皇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领袖 ，而且成为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合法继承人。当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遵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依 然充当帝国的行政工具时，罗马主教已经获得了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统治权，建立起政 教合一的教皇国。
    在纷争不已、政局动荡的西欧，教皇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对于蛮族国家的政治建设 和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欧封建国家的王权是在与基督教 会的合作中确立起来的，“君权神授”观也因此而有了具体的表现形式--国王加冕仪 式。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在罗马圣 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加冕，加冕后的查理被尊称为“奥古斯都”和 “罗马人的皇帝”。从此西欧各国国王都将加冕礼看得格外重要。在东法兰克王国基础 上建立的萨克森王朝国王奥托一世继位后，不仅在原来查理帝国的首都亚琛接受加冕和 涂油礼，还于962年由教皇在罗马为其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1155年德国国王更以 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荣。又如西法兰克卡佩王朝是在兰斯大主教帮助下取得 王位的，此后由兰斯大主教为法国国王加冕和行涂油礼遂成传统。在英格兰，为增加王 权的神圣性，国王埃德加（959～975年在位）也由教会为其举行加冕礼和涂油礼而称英格 兰国王。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依靠武力征服英格兰，他也继承了原来英格兰“君权神 授”的政治遗产，于是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加冕礼和涂油礼，使外来征服 者变成了“承蒙上帝恩典”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
    从形式上看，国王的权力由教会授予，似乎教会的权力高于王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无论是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还是德国皇帝奥托一世，抑或英国的征服者威廉 ，教皇对他们并没有控制力，相反倒是教皇有时会被他们所左右。西欧各国国王之所以 坚持由教会为其举行加冕礼和涂油礼，其目的是为了神化王权，加强其合法性，巩固自 己的统治。因为在民众普遍信教的时代，有没有上帝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 致命的。如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与教皇格雷戈里七世 （1073～1085年在位）因授职权发生矛盾，国内大贵族就趁机叛乱，不承认亨利四世的王 位合法性。亨利四世权衡轻重之后，于1077年赶赴卡诺莎城堡觐见教皇，得到了教皇的 谅解，从而得以真正国王的身份镇压了叛乱，稳定了局势。同样情况在英国国王约翰（1 199～1216年在位）那里重演，不同的是，约翰以整个英格兰和爱尔兰作为向教皇效忠的 代价，每年都要向罗马教廷缴纳年贡。正因为“神授”对于“君权”而言是如此重要， 因此国王们对于加冕仪式格外重视。英法百年战争后期，由于英国军队占领法国北方领 土，占据着兰斯大教堂，法国王太子迟迟得不到加冕，一直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国国王。 直到圣女贞德率军收复兰斯大教堂，王太子才举行加冕典礼正式登基，是为法国历史上 的查理七世。
    在中世纪西欧各国，社会各阶层都希望得到强大王权的保护，加强王权成为历史的必 然，“君权神授”的观念也被普遍接受，国王的神权统治自然也从来没有受到实质性挑 战。
    纵观古代西方，不难发现，君主制是身处乱世的人们通常选择的一种政治制度，走出 城邦的希腊人如此，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也是如此，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国家的日耳 曼人还是如此。在乱世之中，对秩序的无限渴求使人们赋予王权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君权神授”观念由此产生。这一观念能否发挥作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是由客观历史 环境决定的。当产生这个观念的社会环境改变时，这个观念本身也就起不到实际作用了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就深切感受到：“具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往往只是抽象 的，在实际情况下，他发现自己只能通过议会进行立法和提高税收，同时，作为国王， 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合乎司法的规范。”[22]（p.328）原因并不在于“君权神授”观念 本身有何问题，而在于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