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混乱之中的西欧人求诸神圣王权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生活在莱茵河以东、 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向帝国境内迁徙、定居和陆续建国，这一 过程从公元37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建国才告结束。民族大迁徙是野 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它不仅灭亡了西 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西欧社 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416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罗 斯珀哭诉道：“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 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上帝的庙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抢 劫。倘若海洋的波涛淹没了高卢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这小些。”他指出，西 哥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墅，掠走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喝光醇酒，抢去教堂的 神器，最后还对房屋纵火。在众多蛮族中，汪达尔人破坏最甚，以致“汪达尔人”成为 凶恶破坏的同义语[16]（pp.22～25）
    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与地 上之城（the City of Man）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 ”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 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 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 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 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 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 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 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 ：“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 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 ，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 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 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8]（pp.152～153）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 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19]（p.453）
    在中世纪之初，继承罗马帝国称号的拜占廷试图承担起往日罗马帝国的责任。但是， 除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曾插手西方事务，使帝国出现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外，拜占 廷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处于自身难保状态，无力旁顾，西欧的事情只好留给日耳 曼人各王国自己处理。
    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众多日耳曼人国家，多数因战争、内乱和外来入侵而 消失，唯有法兰克王国幸免于难。但法兰克也处于极不稳定状态。首先是内部纷争不断 。其创立者克洛维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将王国一分为三，即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 、勃艮第，三者之间经常为政治统一而混战。其次是外来入侵不断，特别是南方阿拉伯 人的入侵，曾越过比利牛斯山一直打到高卢中心地带。直到8世纪，加洛林王朝国王查 理统治时期（768～814年），法兰克才实现了统一和强大。但是地域广阔的查理大帝国不 过是罗马帝国一个朦胧的影子，“法兰克人既没有罗马法，也没有罗马军团；没有作为 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的城市；它的官员不是受过训练、具有世界眼光的文职人员，而是 带有部落观念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军事首领”[17]（p.271）。所以在查理死后，帝国随 即解体。
    9～10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阿拉伯人继续蹂躏欧洲南部沿海地 区；东方阿瓦尔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脉，不断对西欧进行闪电式袭击；北方诺曼人驾长船 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沿着西欧海岸或深入河谷进行抢劫，他们“在哪里登陆，就把恐 怖带到哪里”[17]（pp.273～274），造就了欧洲历史上的“海盗时代”。
    在混乱和动荡之中建立起来的西欧封建王权虽然不断壮大，但其存在始终伴随着合理 性与合法性的难题。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从历史继承性来看，罗马帝国的统治具有公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虽然476年 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历史学家也习惯于将这年作为中世纪的开端，但是正如美国“新 史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哈威·鲁宾逊（1863～1936年）指出的，在5世纪的欧洲，“历 史的连续性比当时的变革显著得多”，以此作为历史发展的分界线是“极为肤浅的”[2 0]（p.110）。476年之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政权仍然存在并以“罗马帝国”自居 。如何才能将罗马帝国的合法性、合理性移植到日耳曼人政权上来，这就必须仰仗基督 教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