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世纪教会的精神统治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充塞着暴力、混乱与苦难的时代。生产力的低下使物质极度匮 乏，除了极少数领主、贵族等社会上层分子以外，大多数人过着极端贫困的艰苦生活。 无休止的封建混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时刻处于惊恐与不安之中。日 常生活是由繁重的劳动，单调乏味的程式来决定的，年复一年，几乎看不到改变的任何 希望。
    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教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所宣传的教义，它对天堂美好 生活的描述，使人产生企盼以平衡其苦难，给人以慰藉以缓和其伤悲，用虔诚的信仰来 补偿平凡乏味的辛劳，借永恒的观念来消解人生短暂的感慨。
    为了迎合人们这种普遍的精神需要，基督教创造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神学理论体系， 如上帝创造天地与万物，人类的原罪，末日审判等。根据这套神学理论，所有的人最终 都将面临末日审判，作恶的人将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只有信仰基督教并蒙上帝救赎者 ，才能进入天堂，享受永久的幸福。在这种教义中，此岸的意义，只在于一个暂时的过 渡，只是进入幸福彼岸的一个跳板。因此，现实的苦难是不重要的，而且是必须忍受的 。通过这种教义，大多数基督徒得到鼓舞，并寻找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因此，对普通 基督教徒而言，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最大恩惠，即是给他们以某种信心，相信正义终将 伸张，而罪恶虽一时得逞，但最终还是要得到严惩。
    基督教会对世俗人士的精神统治主要通过各种圣礼来体现的。僧侣们为每一个人的出 生举行洗礼，为每一个成年者举行坚信礼，也为每一个结婚者主持婚礼，从而使世俗的 两性结合变成了神的誓约，大大提高了婚姻关系的神圣性与恒久性。在中世纪，离婚是 不合法的，不要简单地对此加以否定。在那个野蛮的时代，这可能是对社会弱势人群- -妇女的一种特殊保护，也是对有权有势的男子的性特权的一种制约。甚至每一个人死 时，也要请神甫到场，举行最后一种圣礼--临终涂膏礼。主持该礼的神甫聆听垂死者 的忏悔并赦免其罪恶，拯救其脱离地狱之刑罪，并在他的肢体上涂膏，使其罪过得到清 洗，最后由他的家属为他举行基督教的葬礼。
    除此以外，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作为各国人民的精神统治者，还大力兴办学校 ，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传播培养接班人。最初的学校大多兴办在修道院里，教师由修道 士担任，教育内容则充满宗教色彩。学校要讲授神学教义，同时也传授一般的知识，培 养学生学会读、写、算的基本技能。神学以外的课程内容总称“七艺”，即七种学科， 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这些学科是古代希腊、罗马学校 的传统课程，到中世纪已被基督教会继承下来。虽然僧侣们传授知识主要为宗教目的服 务，但仍在客观上传播了一些有用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初期的学校虽然非常简陋， 但仍为以后的西欧教育模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提供了一个在没有书本的世界中 进行教授和辩论的技巧，从而为以后中世纪大学的兴办创造了条件。它还奠定了西方文 明的一个伟大的假设，即可以用教育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西方教育理论 的基础。（注：[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 998年版，第4页。）
    在修道院办学的基础上，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欧社会的逐渐稳定，主教区教堂附设 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从而在西欧逐渐形成了一个最初的基础教育体系。12世纪，随着城 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世俗大学在西欧各地逐渐兴起。虽然大学并不是由教会人士出面 建立的，但教会势力很快侵入大学，并慢慢取得对大学的控制权。大学的教师，大多数 是基督教的僧侣，在15世纪以前，教师如果结婚，就会失去他们的教职。（注：[美]威 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时代》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 82页。）在他们的内部，虽然也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虽然唯名论带有唯物主义的 某些倾向，但从总体上说，这些争论仍是基督教会内部的争论。12世纪法国著名唯名论 学者阿贝拉曾写了一部名叫《是与非》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一百多个神学命 题，每个命题都有肯定或否定的两种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是从信徒或教父的著作中摘录 出来的，都具有同等权威，这说明信仰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可见，聪明的阿贝拉已经开 始了他对教会神圣信条的某种怀疑，这种怀疑比笛卡尔早了整整四百年。阿贝拉的观点 自然遭到教会的批判和抵制，他的著作被宣布为异端邪说，遭到焚毁的命运。尽管如此 ，阿贝拉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反对罗马教皇或教会的权威，他 曾这样表白：“如果做一个哲学家意味着反对圣保罗，我将永远不做哲学家；如果亚里 斯多德要把我和基督分开，我将永远不当亚里斯多德。我的思想是建立在基督用来建立 他的教会的磐石之上的。”（注：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 85页。）
    可见，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虽然教会的精神统治面临着种种危机与挑战，虽然教 会内部出现了阿贝拉、罗哲尔·培根、邓斯·司各特、约翰·威克利夫等持有怀疑精神 的唯名论学者，虽然在市民和农民中也存在不少异端派别，甚至个别地区的某些基层居 民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但从总体上说，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基督 教会的精神统治地位从未动摇，它仍然是西欧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和导师。
    在那个信仰至上的时代，基督教还发展了庞大的教会组织，制订了严格的教阶制度， 并以各种方法占有大量土地，使各级教士变成一群享有特权的人，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 集团。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主教利用各地分裂割据、王权软弱的机会，逐步扩张 权力，到8世纪前后形成教皇制度，成为西欧基督教会的最高首脑。
    罗马教皇的存在，使西欧各地的教会处于同一个最高首脑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独立 的教会体系，使西欧出现其特有的政、教两元的格局。根据西欧的惯例，世俗统治者一 般只掌管其臣民的世俗事务，而把民众的精神生活归于教会掌管。这一局面导致了政、 教之间长期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