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格局
    中世纪西欧的历史，是在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开始的。那些蛮族的征服者， 那些粗野的日耳曼贵族，还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他们虽然有国王，但这些国王是选举 产生的，也可以因为犯错误而被废黜。此外，他们还受誓言的制约，要按众人的意志行 事，仅在战争中享有临时的权力。这种原始的政体视君主为一种偶然的插曲，坚持全体 自由人、全体选民的集体权威高于一切制度化的权威，它是议会制政府的最初萌芽。（ 注：[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58、61、 61、61页。）
    日耳曼人的这一传统，使许多人建立强有力的专制统治的愿望难以梦想成真。少数杰 出的军事领袖，如查理大帝，虽然凭借其赫赫成功成就了一代霸业，建立了一个幅员辽 阔的大帝国。但这个帝国通常是没有根基的，仅凭查理的个人威望而维系。一旦强人逝 去，庞大的帝国立即土崩瓦解了。到10世纪前后，西欧各地纷纷出现了封君封臣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仅是一个地区的最高领主，不掌握实际权力，仅靠直属领地上的微 薄收益勉强维持生计，只有地方上的大封建主才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
    虽然自那以后，英、法、西等国的国王都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力图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但他不时受到两个社会集团的有力抵抗。一个是以贵族为代表的自 由人集团，由于贵族们掌握着各地的实际统治权，所以君权的每一步扩张都是以剥夺贵 族的权力为代价的。因此，他们拼命强调日耳曼人的自由传统，以各种方法抵抗国王扩 张其权力的种种企图，他们特别强调国王由贵族推选产生的惯例。14世纪，当英格兰与 苏格兰发生争执时，苏格兰议会向罗马教皇写信，表明他们对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 的态度。这封信表明，在当时，民意原则是如何地深入人心。他们指出：是上帝的旨意 ，是我们誓死捍卫的本国法律与习惯，是人民的选择，使他成为我们的王。倘若他违背 自己的原则，同意让我们变成英王的臣民，我们就将视他为敌人，视为我们权利和他本 人的权利的破坏者，而另选一个人代替他。我们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荣耀，也不是为了 财富，而是为了凡是真正的人都愿意与之共存亡的自由。（注：[英]阿克顿：《自由与 权力》，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58、61、61、61页。）1327年，当英 格兰贵族罢黜爱德华二世，并将其子爱德华三世推上王位时，也引用了“人民的声音就 是上帝的声音”这句格言。（注：[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等译，商务印书 馆2001年版，第57～58、61、61、61页。）两个世纪以后，意大利一位著名的教皇党人 曾表达了如下观点：“不信守义务的国王，即丧失让人服从的权力。废黜此人并非叛乱 ，因为他本人即是一个人民有权推翻的叛乱者。”（注：[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58、61、61、61页。）可见，有限君主的观 念，最高统治者也要遵守法律的观念，在西欧各地都是一个深入人心，普遍获得认同的 观念。
    11世纪，西欧各国的城市再度兴起，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级的影响逐步扩大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支持国王，或利用国王与贵族的矛盾来赢得城市的自 治权。随着西欧各地的城市普遍获得自治权，西欧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由商 人、作坊主、小店主等城市中上层居民组成，以后连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和城市行政 官员也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市民阶层的出现使西欧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多样化，但西 欧的这类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社会停滞的原因，反而成了进步的源泉。各主要阶级相互 斗争和让步交替进行的必要性，相异的利益与追求，有征服之心而无独霸之力等因素交 织在一起，产生了欧洲文明发展中最强劲和丰富的动力。（注：[法]基佐：《欧洲文明 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7、107、25页。）
    对抗王权不断扩张的权力的另一支强大的力量就是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是一 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在罗马教皇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善的机构，并把他们的触角深入 到每一个乡村，使几乎每一个西欧居民的思想和行为都处在僧侣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教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常常与世俗统治者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11世纪 前后，教会还作了一系列努力，企图把它的道德上的权威扩展到每一位世俗人士身上， 而不管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当时，教会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开除教籍，即把一个人逐出 教会，剥夺他作为基督徒的一切权利，他的遗体不准埋葬在纯洁的土地上，他的灵魂要 暂时放在地狱里，禁止所有基督徒同他交往，否则要遭受同样的处罚。当受到处分的是 国王或贵族时，教会还对他们领地内的教徒实施“停圣礼”的处分；这种处分使他们治 下的臣民丧失大部分的宗教利益，目的是要激起臣民们对国王或贵族的仇恨，迫使他们 屈服于教会的权威。开除教籍在13世纪末以前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以后它的作用慢 慢消失。此外，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教会还经常以人民的权利的名义来反对君主的 恶劣统治，为此，甚至不惜赞成和煽动政治暴动。（注：[法]基佐：《欧洲文明史》， 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7、107、25页。）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当 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一致时，双方又理所当然地相互勾结，共同维护西欧的封建秩 序、封建统治。
    但总体而言，教权与政权之间的长期纷争，仍是王权肆意扩张的一种制约力量。为了 对付教权的压力，为了协调内部的不同利益，西欧各国先后出现了形式不一的议会制度 ，它们是近代代议制制度的一种雏形。1137年，卡斯提国王在托莱多召开议事会，奠定 了日后西班牙议会制度的框架，这是西欧中世纪最古老的议会制度。13世纪，英格兰经 过多次反复，终于建立了国会制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巨大的权力。14世纪初， 法国的腓力四世在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斗争中，为增强内部的团结，召开首次三级会 议，成为中世纪法国议会制度的开端。虽然它从未享有英国国会那么大的权力，但无可 否认，它仍是一种代议制度。各阶层的代表均可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 权利，从而对国王的权力构成一种制约。
    可见，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存在教会、贵族、市民这三支相对独立的势力，世俗统 治者要建立专制统治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在16世纪以前，各国的王权仍带有最高封 建领主色彩，不能任意征税，没有常备军或常备军规模很小，没有严密的统治体系或官 僚机构，世俗政权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是相 当自由的。当然，那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隐藏在特权这个外壳之下。在中世纪，自由 得以存在的唯一方法，是国家力量削减到仅仅成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当缺乏高层次的防 务力量时，个人就不得不试图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不得不遵循至为密切的亲属关系 彼此联合起来，以便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特权团体，在每一个团 体的内部，个人都是自由的。当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或依附农民不在此例。（注 ：[意]马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扬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西欧的专制统治是在以后才出现的，它的历史相当短暂，它的根基不深，当它能满足 社会对和平与秩序的要求时，人们还能暂时容忍它，一旦它滥用权力，对它的指责和反 抗马上就出现了，因为西欧各国人民从未在思想上真正接纳和容忍专制制度。当代西班 牙作家马达里亚加（1886-1957）曾这样概括欧洲精神，他指出：“欧洲珍惜自由，珍惜 自由的品质，它懂得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对我们欧洲人来说，由 于每一个人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组合方式都有决定选择的自由，因此，生活就是一个 随着每个人的每次选择冲动而不断进行创造的过程……个人通过自由的决定而塑造自己 的生活，或者如柏拉图所说，选择自己的灵魂。”（注：[法]克洛德·德尔马：《欧洲 文明》，郑鹿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由此可见，中世纪的西欧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传统。在那里，由于教会、贵族和一 个相对独立的市民阶级的存在，绝对王权的概念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人们更加接受自由 和王权有限的观念，更加接受法律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完全凌 驾于法律和传统之上。正如基佐先生所说，欧洲文明包含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内涵。在这 个文明中，构成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有机会共存，并且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任何一 个原则，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思想和任何一个特殊势力，从来都不许可独占世界， 一劳永逸地塑造世界，消灭一切其他势力而在那里称王称霸。”（注：[法]基佐：《欧 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7、107、25页。）西欧文明的这 一特点与近代西欧的迅速崛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