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中国学丰多成果的考察，使国内学者更深切感受到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意义的重大。目前，学者们已就国内如何重视和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首先，有关的学者指出，现代海外中国学已相当发达，其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了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面对具有如此规模和生气勃勃的海外中国学，如果象过去那样采取闭耳塞听的政策固然很不明智，即使我们采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明态度，也已经不够开明了”。所以必须高度重视，不知情更不行。〔17〕其次，学者们认为，中国学者应认真研究海外中国学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学习和取鉴其经验。李学勤在《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西方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正朝向更扎实、更细密的方向发展，“不管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怎样的不同，那些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敢于提出新见解的著作，总是得到同行的崇敬”，“这种学风是值得我们资鉴的”〔18〕学者们都颇有同感地说：“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发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19〕由此，即第三点，学者们提出了应以海外中国学学者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激励中国学者去作更大的努力和作为。诚然，由于文化与社会制度的隔阂，外国人看中国难免有隔靴搔痒的缺陷，同时，背景的差异，也往往使外国学者有不同于我们的观照、表述角度。然而，“域外的中国学研究热潮，毕竟已从二次大战后的初兴，演变到今天中国学研究的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迅猛发展势头”，国内学术界的同仁，理应从中分明地感受到“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挑战”。〔20〕学者们明确指出，严肃的反思精神是推动当今世界中国学研究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中国史研究虽然仍以分解性质的“个案”研究为主，但不久的将来必然会迎来综合研究的高潮，那时，在一些有关中国历史规律的重大问题上，“很可能有所突破”，“切望我国优秀的史学界同仁，勿忘聆听那身后不断逼近的脚步声。”〔21〕末了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了同海外中国学界加强学术联系和学术交流的问题。大陆首次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召开普遍增强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学术界舆论认为这次交流“大有益于国际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推动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视，促使中外学者携手共进”。〔22〕学者们并进一步展望称，“我们认定发展科学的中国学最终有利于中外双方”，“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促进中国学的中外交流是明智的和有益的”。〔23〕
    三、何以更深入？
    首先，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须连同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和中国的整体实力、国际地位作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甚大。例如美国学者的中国观，几十年来的变化就不小。最初的观点是“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西方挑战，中国响应”，意思说中国近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西方的侵略所致。费正清就持这么一个观点。到了70年代，这一理论开始让位于“中国中心观”。就是学者们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的开始怀疑和否定，觉察到中国历史并不象费正清等人所说的那种被动的“响应”发展，而是完全有自己的内在动因。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演变为“中国中心论”的结束，对这一历史作了总结。美国中国观的这一变化，学者们作过探讨和分析。〔24〕五、六十年代费正清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背景是当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当大，“迎合了美国决策者对华战略思想的需要”。70年代的变化，主要是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运动高涨和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西方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使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亲临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不能不产生否定以往那种观念的想法。深感历史学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内部充满动态的全景的考察，注意中国内部存在的按一定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发现，注意中国广阔空间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揭示。事实上，不仅美国的中国观有这么一个演变经历，整个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都如此。有学者将80年代前的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划为四个发展阶段，认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五十年代是第三阶段，六、七十年代是第四阶段。每个阶段都因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而有特定的发展内容和发展特点。第四阶段的美国中国学发展最快。原因就是侵朝战争失败，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全国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规划、组织、协调全美的中国学研究。大学也设立了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课程和项目。〔25〕总之，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关，和国际发展大局以及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地位是否提高息息相关，脱离了这些具体因素来看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怎么也谈不到点子上。这是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总结的问题。有史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的发展都有这么一个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任何国家的中国学，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在顽强地为自己开辟展示的道路。”“这两方面都有客观规律性可循，并有相通之处。”〔26〕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如此，对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中国学研究也如此。
    其次，任何学术的发展，也置身于一定的学术思潮发展的影响之下。与诸种学术思潮同步发展的学科建设，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都会碰到。只有厘清其中的关系，才能对问题作比较好的回答。例如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就很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西方年鉴学派出于对“总体史”的追求，特别讲究课题的综合研究的倾向和分解研究的倾向。这种综合研究主要是指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研究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就属于跨学科研究；而将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策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组织一起的探讨，通常被认为是多学科研究。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中，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就属于用社会史观点研究外交史的著作。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等则属于由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家学者共同撰成的多学科研究的产物。在美国，通常都要组织区域系统理论、地理学、人口学、水利工程、农业经济学、营养学等方面的专家共同进行关于中国历史上食物与饥荒问题研究。至于年鉴学派“总体史”的分解倾向，一般有“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两种。所谓“横向”，即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单位进行研究；而“纵向”研究主要指对中国社会作有层次的纵向分析。美国7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一代学者特别注重于对基层社会尤其是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分解”研究使美国学者看到了中国社会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特点，中国历史“停滞”说受到了严重挑战。年鉴学派对美国中国学如此深刻的影响表明，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具体的学术思潮背景来研究这个国家的中国学是不成的。一位对美国中国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就此指出：“‘全球性’已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出于对此点的深刻认识，美国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吸取和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尽力做到为我所用，从而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27〕他认为人们从诸种学术思潮发展的广阔视野综合考察中国学的发展势所必然。这种“诸种学术思潮”当然也包括了对象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影响的考察。这派史学注重历史进程中具体、独特的事物的研究，主张对具有主观因素的价值及意义的解释，在西方影响颇大，千万不可忽视。总之，中国的学术工作者在各方面都已做了不少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