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一下做基础工作的问题。很显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的学术机构和情报机构还是太少了。北京尚有一些，外地则寥寥。这是需要大大增置的。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在研究中国问题，我们至少应有一批相应的机构专事于对他们的研究。各地大学和科研机关理应把这一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在对海外中国学的具体研究方面，眼下看来还是要先多做一些介绍工作，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的有代表性的学者、著作和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做深入一步的研究工作。由于海外中国学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领域，“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构总和，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构总和”，各有关专业的学者显然应联手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时间段而论，海外中国学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各个时期的问题，而以现、当代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研究力量的分布也要与之适应，尤其应多化力量于对他们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探讨。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国内外学术界的进一步的沟通显得十分重要。包括召开国际学术交流会、学者互访、资料互换、有关信息的电脑联网等。这当中，国际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尤其需要加强。建国后国际汉学会议只开过一次的事实是令人遗憾的。笔者到美国实地考察的最深切体会，就是感到这种交流太重要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海外中外文（包括汉、满、蒙、藏、朝等中国文字）中国学藏书不会少于千万册之数。一般都相对集中，便于利用。仅美国就至少有500万册以上。 ”“海外除大量出版中国学书籍外，还有数百家报刊经常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有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的中国学机构经常召开学术研讨会，促进学者间的切磋交流”。〔28〕这一切都清楚表明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必要和重要。为了推进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必要派遣更多的国内专门家到海外作实地考察和课题研究，邀请更多的海外学者来中国传授信息和经验。与此同时，我们的有关学者也要看清学术发展大势，不断再修练，更新和改善知识结构。作为国家专职科研部门和大学教学机构，也应有意识的做好后备攻关队伍的培养工作，争取一代胜过一代的搞好海外中国学研究。
    注释：
    〔1〕这是笔者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 目前已完成并发表的“中国当代史学趋势研究”之一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刊《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2期；之二、 之三分别为《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和《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刊《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5期和《学术月刊》1995年9期；之四为《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刊《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3期。
    〔2〕〔20〕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 《文汇报》1991年2月20日。
    〔3〕〔4〕〔5〕〔6〕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刊《历史研究》1993年6期。
    〔7〕〔8〕〔12〕〔13〕〔14〕〔15〕〔17〕〔19〕〔23〕〔26〕〔28〕参见《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
    〔9〕江梧桐《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综述》（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
    〔10〕参见张国刚《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文中两个概念是并用的。 又关于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第1 辑）出版的一则书讯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此书讯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5期）这里的Sionlogy “又称中国学”的说法， 显然与一般词典的解释有异。 例如， The Concise
    OxfordDictionary（1926）的有关条目称Sinology 为“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history,customs,etc.”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78）称Sionlogy 为“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Chinese literature,art,etc.”都解释为“汉学”，不提“中国学”的问题。《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解释此词为“汉学”和“中国问题研究”，也没有正面提到“中国学”。
    〔11〕《近三十年来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
    〔16〕〔25〕《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前言”。
    〔18〕李学勤《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1期）。
    〔21〕〔24〕参见张铠《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当代美国中国史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1期。文章的主要内容为：“费正清与利文森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跨步”、“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拙文对此文颇有参考。
    〔22〕《中国国际汉学会筹备情况简报》（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0期）。
    〔27〕参见张铠《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2期）。 此文从“年鉴派史学思想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启迪”、“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进展给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强劲的推动”、“华人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给予美国中国史研究以重要、切实的帮助”等三个方面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拙文关于年鉴学派一段，主要是介绍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