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们长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这种观点在日本人中间长期得到灌输并被接受。”[1]（p.2）我国学者也基本认同这种观点。例如，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代编》写到：“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2]（p.123）
    但是，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陷入重重困境为背景，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日本现代史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考察，试图在历史中为“日本病”寻找病因，提出了一些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理论。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理论之一。近年，这一理论所提出的观点被愈来愈多的日本学者所接受，其影响日益广泛。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为认识日本现代史提供新视角、启迪新思路的理论，迄今尚未引起我国史学界应有的关注。
    一
    “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是日本和美国学者共同的研究成果，由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于1995年汇集而成。该书的立论宗旨非常明确，即重构日本现代史观，挑战“战后历史学”。因其否定战时“天皇史观”而取得“主流”地位。在2000年出版的其英文版序言中，编纂者对这一立论宗旨这样写到：“收录相关论文的本书，最初是1995年11月在日本出版的。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修正主义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作为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批判性对应物成长起来的。”[3]（p.1）
    在立论方法上，“总体战体制论”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观察，努力使其理论获得史实的支撑。首先，在横向比较方面，他们将二战时主要参战国的体制，分为美、英、法等“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和德、日、意等“非合理的专制型体制”两类。并指出，不仅所谓“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同样存在国家官僚的强权支配等事实上的不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民主型体制还是专制型体制，在战时总动员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3]（p.12）。换言之，解析战后日本和欧美国家存在“体制差异”的关键，不是战时是否存在“民主”或“专制体制”，是否建立了“总体战体制”，而是这种体制是否在战后得以延伸和以怎样的方式延伸。按照该书提出的观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的形成，为民主主义的内容做了基本规定。由此实现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实际上和战争国家（warfare-state）具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一立场，本论认为，因总体战而得以实现的社会重组，其特征就是促成了‘阶级社会向体制社会的变迁’”[3]（p.38）。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不仅不予赞美，而且应持明确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贯穿全书始终。
    为了完成上述批判和为“总体战体制论”提供确切的史实依据，该书在内容上分“总体战和结构变革”、“总体战和思想形成”、“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三个部分，对“总体战体制论”在战后的延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第一部分“总体战和结构变动”中，作者分别论述和比较了德国、美国、日本在战时发生的变化。在有关德国的论述中，作者阐释了“统治者的动员和民众的能动参与”等探索“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的四条路径，并强调：“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对德国社会结构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强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认识日本总体战体制的战后影响，获得一种参照。对这一意图，作者阐述得非常明确：“我探索的焦点，是战时体制在战败后如何不自觉地为新的安定的民主主义秩序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各国存在着重要的共通的特征。”[3]（pp.70-72）在有关美国的论述中，作者则对日美两国的“战争行为和国家的变化”，进行了直接的比较分析和考察，指出：“若要了解为何现代日美两国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特别是了解日本政府如何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则必须考虑两国战时动员的不同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向非侵略性的通商志向型的国家转变的决定性契机。”但是，作者并不认为日本真的就此变成了一个彻底告别战争历史的国家。日本在战后虽然变成了“通商志向型的国家”，但是依然留有“总体战体制”的印痕。按照作者的观点，在战后，“为了理解日本政府为什么实施了各种产业政策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其战时动员的经验”[3]（p.108）。
    在第二部分“总体战和思想形成”中，作者通过对大塚久雄、内田义彦、三木清、阿部重孝等人的思想和理论的分析，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战时和战后的体现；“市民社会论”和战时动员的关系；战时女性的“国民化”及其指导思想；战时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践同战后教育体系的关系。作者进行这种微观分析的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以批判现行的日本体制。对此，他们毫不讳言：“有人认为，战后社会体制正面临危机。这种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恢复30年代的某些方面。然而本书各论文所赖以立足的‘总体战体制论’，采取的是与之对立的立场。本书在战前、战后的连续性中理解现代世界，并不是为了拯救过去，而是为了批判现实。”[3]（p.206）
    在第三部分“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中，首先，作者分析了由“反动派”、“国民国家派”、“社会国民主义派”、“自由主义派”构成的四大政治潮流的交互作用引起的战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这些潮流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的“翼赞体制”的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论证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因战时经济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战后得以延续的状况。再次，阐述了日本劳资关系因总体战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改变的事实。最后，介绍了战时在“思想战”的呼声中，整理统合的大众传媒和情报体制，几乎原封未动地被纳入了占领体制的史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统制体制能够为占领军的情报管理所用，那么这一体制当然也适用于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3]（p.332）不言而喻，恰恰是这种“适用”，构成了联结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重要一环，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隐患，为当代日本何以“好景不再”提供诠释。
    总之，“总体战体制论”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和基本内容均试图证明：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着连续性，“总体战”体制是战后体制的原型，当今日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皆因体制性弊端所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