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可否认，“总体战体制论”为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依笔者浅见，这种贡献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建设性。
    第一，“总体战体制论”的提出，具有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双重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前述占“主流”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现代史观，即，认为“战后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按照他们的观点，日本在战前的大正时期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建立的、以超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强权体制，将日本纳入了战时动员的轨道，从而阻断了这一民主化进程。如，松尾尊兊在《大正民主》一书中提出：“应将大正民主视为日本社会在战时走向民主主义的前提。”[8]（p.2）三谷太一郎也在《新版大正民主论》一书中提出：“在大正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与战后民主主义直接相关的政治传统。”[9]（p.357）但是，如他们的书名所示，松尾尊兊和三谷太一郎重点探讨的是日本战前“民主”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在战后的接续，并不直接涉及“总体战”本身。而且，当时日本经济虽然因“石油冲击”而停止了“高歌猛进”，但依然“持续景气”。所以，这种批评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总体战体制论”观察的重点，则是那场对日本现代史的各个领域均具有极大影响的战争，而且日本的持续“景气”已成明日黄花。正是这种观察的视角及广度和深度的差异，以及历史背景的变迁，使之具有了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的双重涵义。事实上，在序言中，编纂者就对这种双重涵义直言不讳：“明确地说，所有执笔者的目的，就是对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进行批判。但是，为了透彻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并最后进行批判，必须认清这种体制同战时体制保持着深刻的连续性。”“笔者们认为，战后的弊病与其说是前近代的残留物，倒毋宁说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的产物。”[3]（p.3）
    第二，强调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必然要求对日本战后改革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重建对这场改革意义的认识。尽管这一要求是“总体战体制论”内在的逻辑要求，其倡导者及《总体战和现代化》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和涉及。正如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不以‘没有发生的事’为研究对象，关于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实际发生的事，迄今已有颇多著述。但另一方面，对‘哪些方面没有得到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异。事实上，就战后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些没有得到研究的方面，特别是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连续性。因为，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1]（p.5）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对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做更全面的考察，或许会进一步发现，有很多战时的陈规旧制虽经战后改革的荡涤，但仍“劫后余生”。这方面的考察，似可成为日本当代史研究的新课题。
    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总体战体制论”倡导者过于偏向对传统或正统观念进行解构。因此他们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有的失之片面，有的缺乏足够的理性。对此，我们同样必须指明。
    第一，如詹姆斯·奥康内尔在《现代化的概念》一文中所指出：“我们敢于称之为现代的那些社会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伟大的学者以其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经历这个过程的性质和细节。”[10]（p.23）但是，“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的标题及内容均显示，他们将“总体战”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考察，有夸大“总体战”在日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意义之嫌。众所周知，日本的现代化，无论政治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日本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结构变革乃至革命性变革，都只是为实现某方面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虽然未能实现大众参与政治，实现政治现代化，但在形成集权国家形态与推进现代国家管理方面，为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明治维新如此，罔论“总体战”。因为“如果要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现代化进程一旦发展到‘起飞’时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用‘创造性的理性’来表达”[10]（p.25）。但是“总体战”既非创造，更无理性。
    第二，“总体战体制论”认为：“无论是民主型体制还是法西斯专制型体制，在为了战争而进行总动员时，为了更有效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这种观点，不仅淡化乃至否定了“民主型体制”和“法西斯专制体制”的本质差异，而且忽略了不同国家建立“总体战体制”的不同目的，否定了在那场战争中侵略和自卫、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差异。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的“强制均质化”现实和“社会平准化”理论，存在有违史实的认识错误。应该承认，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战时的“强制均质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缩小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工人和职员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趋向“均质”。所谓的“社会平准化”理论，就是依此认为这种“均质”为战后民主平等的逐步形成，即“社会平准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时的“强制均质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趋同”有本质差别。而且这种“平准化”是随着日本1939年以后国民生产力的衰退而日趋下降的“平准化”，和经历战后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等化”性质迥异。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战时的“平准化”程度在“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扩大中日趋缩小。相反，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包括经济差异在内，人们各方面的差异却日趋增大。例如，在工厂里，不在编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包括被强行押解到当地的朝鲜人、中国人等殖民地劳动力在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在战时不仅显然存在，而且日趋扩大。正如大门正克在《探询历史意识中的现代》一文所写的，“所谓现代，是社会愈向前发展，国民的团结更加紧密的时代”，因此“只能将现代历史作为国民团结的历史加以描述”，“强制的平准化不是团结”[11]（p.98）。
    第四，虽然我们对“总体战体制论”在转移和拓展日本现代史研究视角和视野方面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转移和拓展也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某些学者对丸山真男的批评，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及误解和曲解。如，小林正弥的《丸山真男论--主体的作为、法西斯主义、市民社会》一书所指出的，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强调公私分化的意义的基础上，努力阐述了“私人权利”相对于动用国家权力的“总动员”的重要性，但是中野敏男等丸山真男的批评者完全无视了这种强调[12]（p.137）。田口富久治和间宫阳介更是分别指出，对丸山真男的批评“缺乏充分的资料依据，纯然是按照推测、臆断，时而是诽谤的堆集”，“纯然是误解和曲解”。
    作为最后的余论，笔者似有必要说明，在当今日本史坛“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以“新历史学教科书编纂会”为核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以“总体战体制论”、“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1940年体制论”为主的“现代历史学”，同时对传统的“战后历史学”的日本现代史观发起了挑战。但是，二者发起这种挑战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立论依据，均存在本质差异。深入了解和分析“总体战体制论”等重构现代史观的理论，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认为“总体战体制论”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的根本理由，也是撰写本文的根本目的。
    收稿日期：2004-02
    【参考文献】
    [1]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日]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
    [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日]柏书房，2000年。
    [4]雨宫昭一：《战时战后体制论》，[日]岩波书店，2001年。
    [5]中野敏男：《大塚久雄和丸山真男--动员、主体、战争责任》，[日] 青土社，2001年。
    [6]上野千鹤子：《民族主义和性》，[日]青土社，1998年。
    [7]路易斯·杨格（Louise Young）：《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加藤阳子、川岛真等译，[日]岩波书店，2001年。
    [8]松尾尊兊：《大正民主》，[日]岩波书店，1974年。
    [9]三谷太一郎：《新版大正民主论》，[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10]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戴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11]大门克正：《探询历史意识的现实》。[日]《日本史研究》，1999年9月号。
    [12]小林正弥：《丸山真男论--主体的作为、法西斯主义、市民社会》，[日]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