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展中国史学的研究，不仅要总结反思以往学者的成果，也要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这对了解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的成就、影响和地位是重要的。笔者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对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情况作过调查，搜集了一些文献资料，尔后继续在数据库中查获颇多数据资料。①兹将这方面的了解作一大体梳理，探讨其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关怀旨趣。谨请方家指正。
    一、重视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翻译
    在俾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中，有多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史著的原文翻译，如1850年3月号有对魏源《海国图志》(1848年本)第12编的翻译，5月号有对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还有对《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的翻译，这都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政治了解的需要。他们还希望通过这样的翻译了解中国的史学、中国的文化。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学中，德裔汉学家也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劳费(Berthold Laufer)先后翻译过苯教的赎罪诗(1900)和“密勒日巴”藏文本等作品，为美国学者开展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②这当中还有一种翻译是为“存史”，能在自己国家保留一份来自中国的史学研究珍品。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与当时在美国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共同翻译的赵汝适《诸蕃志》③就是这样的作品。夏德在《大秦国全录》④的导言中提及此书，认为书中材料“大多出自唐古书”，其中若干笔录“似为独到的资料”，“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发现的”。⑤两位译者还在序言中强调，《诸蕃志》是它那个时代关于民族学和商业的最杰出著作。此外，像J.I.克伦坡(J.I.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⑥、方志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燕京学社1952年版)、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都可以认为是他们“存史”的需要。
    美国人对中国史学翻译的重要突破，在于他们对于几部中国史学名著的成功翻译。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有影响译著要数德效骞(Homer H.Dubs)的《汉书》翻译。从1938年开始到1956年，共出版了三卷(1938、1944、1955)。其主要特点，在集中于对《汉书》本纪的翻译。⑦这种把重点放在帝王本纪的翻译计划，考虑到了中国历史和史书记载的重点，也是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特色。德效骞《汉书》翻译的再一个特点，就是考据细密，注释严谨，很注意对所译史事的精心解析，往往会在每章之首放自己的说明与体会文字，每章之后也安排所谓的“附论”。他的翻译被认为有点生涩，但学者几乎都肯定其卓具功力，把中国重要史著的特色和内涵努力作了翻译。国际汉学界高度认可这一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曾专门为之撰写书评，称德效骞的《汉书》翻译对于美国汉学发展意义重大。⑧艾尔克斯(Edward Erkes)则说，《汉书》翻译，“在重要性上完全可与沙畹的《史记》翻译与研究毗美，甚至在科学的准确性上还略胜一筹”⑨。英国学者崔瑞德(D.C.Twitchett)所写书评也称，译者的考据与阐释尤其好，其笔下的每章内容，极好地给出了所描述问题以及取自相关历史资料的说明。德效骞所翻译的这一著作于1947年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当时另一部成功的翻译作品，是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这部《史记》译本首次出版于1961年，1969年和1993年有过两个再选本。⑩1961年本是他早年《史记》译本的代表作。这个本子的诸章安排依次为：第一章陈涉世家、第二章项羽、第三章汉高祖、第四章汉朝杰出高官、第五章不忠者传、第六章贵族官员、第七章皇帝统治者、第八章皇后专篇、第九章世家、第十章造反者、第十一章优秀官员。这种编排打乱了原来编目顺序，但以汉朝缘起、发展和管理为线索，将《史记》全部内容串连起来，着眼于《史记》所载内容的大局反映。
    华兹生这一做法，有自己的大局考虑。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在准备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开始了《史记》翻译。他认为《史记》是所有中国历史著作中最有影响的读物，其体例记载广泛的特点，成为后来大多数史著的范例，对中国及其文献影响下的异域文化深具影响。(11)他注意到19世纪末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过《史记》前47卷，向法语世界介绍过这位来自中国的重要历史学家，认为英语世界也应有相应的《史记》译本。(12)考虑到这些问题，他没有采用与德效蹇《汉书》一样的编排。在文笔处理上，也有意采用与德效骞不一样的做法，用趣味、通俗的语言表述《史记》原意，把注释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认为注释太多，翻译会生硬、晦涩。华兹生的《史记》翻译同样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许。狄百瑞说，作为美国和英文世界的第一部《史记》译本，其地位无法撼动，人们将永远感激华兹生的努力。(13)
    德效骞《汉书》、华兹生《史记》的翻译，实际使当时美国对中国史书的翻译出现两种模式：一是重史书翻译内容考据，穷究历史真实；一是重译文通晓顺畅，期待更多人接受和知晓。这种关于翻译不同模式的做法也引起分歧和探讨，促进学者对中国史学著作翻译模式思考的成熟。总的看，学术界更重视德效骞的翻译模式。一些批评者认为华兹生“尽可能避免注释”的做法并不足取，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译介诸如《史记》这样的古代文献时，“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提供解释说明”。(14)有学者还指出，所谓基于对原著的同情式理解，并不能使普通读者对公元前一百年中国文明有更透彻的理解，“虚假的现代表达的每一次出现，所带来的是对原著更难以理解或是对原著真实表述更为陌生”。(15)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批评意见，华兹生本人后来也表示接受，认为自己年轻时的做法确有值得反思之处。
    《汉书》、《史记》的翻译也使美国学者意识到，因为中国史书记载浩瀚的缘故，仅抓住能反应中国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的内容来作部分翻译的做法也不是理想之举。他们开始考虑翻译内容的完善问题。据知已经有一个更大的对中国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计划，一些学者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左传》翻译已进行。(16)《史记》也被再次翻译，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H.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等正着手这一工作，整部《史记》的英译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将达到九卷，已经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1、2、6、7、8卷。他们希望能够以新的译本取代老的译本。(17)这显示了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和翻译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