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中国史学名家的研究
    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史学研究，最基础的还是要做好对于史学家的研究。研究他们的著作，思想、方法和编撰特点。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希望通过对于典型个案的研究，透视相关问题的历史全貌。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很重视对于中国史家个案的探讨。在他们看来，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其成就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史学高度，体现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思维。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还是回到华兹生。他是《史记》的翻译者，更是《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论文题目为《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历史家》，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8)华兹生在研究中，表述了对于《史记》及其作者思想的深见。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其长期发展和连续性方面，没有什么国家可与其相匹，见证了无数朝廷的兴衰。中国的思想家们面对光荣不断消逝的景象，一直关注更高一级的形而上学王国，而非世界的短暂现象。他们一直这样尝试着，感到如果真理被发现——一定是在其自身的变化过程中被发现的。这是中国人一直有最勤勉变化记录的原因，有其孜孜不倦的读者。华兹生说，在中国所有历史学家中，司马迁是最伟大的，他创造性地撰写了长达130卷的《史记》，叙述了从久远年代到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所知道的外国人的历史。自它出现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史记》显示了其记载最广泛的特点，是所有中国历史著作中最有影响的读物，其编纂体例也成为后来大多数主要历史著作的范例，其记载内容和模式也对中国人文和中国文献影响下的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如同希罗多德对于希腊罗马史学的影响，司马迁对于朝鲜、日本的意义也如此。
    华兹生对《史记》及其司马迁的研究，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但像这样的研究，又不止步于华兹生。如果说华兹生对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学研究的代表作，那么倪德卫(David S.Nivison)(20)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研究，就是他们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史家及其史学研究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这部题为《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的著作，出版于1966年。(21)作者在谈起这本书的撰述动机时，还提到1948年洪业对他的推荐，称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研究意义的考量和对章学诚学术价值的斟酌。他认为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关注中国和西方的相互关系的阵营，一是倾心于中国古代研究的阵营。他所说的两个阵营，是指当时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已经有了区分，希望能将这两类研究的视域很好结合起来，对章学诚的研究就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我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他说很想探讨一些难以穷究的问题，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使自己既不忽略它当下的关联，又能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来理解。他说已经发现通过记录和阐释某个个体的思想困境，可以最好地满足这样的要求，通过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他还描述了这一研究的意义：“18世纪既是古老帝国延续的顶峰，又是近代历史苦难的开端；它既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传统最后的也是最灿烂的绽开，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巨变前夜’的情形。”(22)他认为自己考虑这一选题时，并没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成垂死腐朽的东西，而是还有最后灿烂的开放，希望这样的研究能给现实生活带来启迪，所以章学诚很值得研究。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对章学诚及其史学有颇深入的探讨，对章学诚的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编撰方法、史料学观点有精深考察和分析。在此之前，日本的内藤湖南率先在《文史通义》和《校仇通义》中发现了章学诚的可观学术价值，编纂了关于他的简要年谱。胡适稍后也写过一本，从其著作中发现了史学和哲学方法。在法语世界，曾有戴密微对他的传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倪德卫的成果，属于英语世界关于章学诚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是国际史学界关于章学诚研究的一次十分深入的探讨，戴密微、崔瑞德、卜德、王同伊等学者都曾为这一专著撰写书评。倪德卫的成果无疑是美国对中华帝国晚期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品，(23)为此还获得1968年度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我们发现，美国对于中国史学著作的研究还很注意将其放到世界的学术背景和宇宙观中作比较的考量。由桂思卓(Sarah A.Queen)撰著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在探讨春秋学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其中的圣言内质的比较探讨。她认为《春秋》所具体化的知识的源泉并不是天启，而是人类的感知。就此而言，无论《春秋》保有何种“超验”和神圣的地位，其所反映的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观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圣人站在宇宙的中心，其创制的经典值得人们崇敬。之所以如此，桂思卓认为，原因在于圣人对他的子民实施教化，并由此成了天在人间的化身。桂思卓的这一思考及其探索显示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独特性，尤其放到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中，比较地考察中国史家及其史著思想、理念内涵的独特性。(24)
    诚然，美国对于中国史家及其史著的关注是一贯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丛报》，就有多篇这类文章，如1840年5—12月的该刊中，就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等史家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介绍。后来也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这样有影响的研究。如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t)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究》(1988)、邵东方的《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学术和再发现》(博士论文，1994)、Aque Stuart V.的论文《皮锡瑞和〈经学历史〉》(博士论文，2004)等。这些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著名史学家及其史著的研究，透过对他们研究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编撰思想、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等多方面的探析，形成了对于中国史学长河的鸟瞰全图。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汇聚成了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大体上的系统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