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史学发展特点与价值的思考
    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经说过：“历史教育是形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的主要基础之一……历史和关于历史的知识是民族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任何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基本条件之一。”(25)他十分强调史学对于现实的社会意义，他的阐述实际上也在提醒应注意不同地区史学发展特点及其相关民族史学的价值观。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他们对世界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很注意去观察他们发展的独特个性及其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这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华裔学者在这方面努力是明显的。1955年，加州大学历史和地理系的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起有不小作用。他说中国史学就像中国人的生活一样，特点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需要与非需要、变化与一致、闪亮和再创造之间保持着平衡。他说中国人所给予的历史的意义是唯一的，不曾中断探索经历，不仅有史学编纂的方法，还在于所阐述的思想，“其最早的记录显示了历史学家无比重要的地位”。(26)他也探讨了中国史学编纂的缺陷问题，归纳为几个方面，如“名字混乱”(如孙文、孙逸仙、孙中山)、“缺乏省时技巧”(如没有引得)、“不精确”(出生年的计算方式)、“资料规模过大”(如从公元589年到1911年，史书“传记”累计有一万三千七百多个)、“过于简单化”(重大事件只以几字记录)、“所谓客观陈述”(被要求对历史事件的纯粹记录)、“篡改和删除”(历史上常有)、“模式问题”(记载内容受传统题材方式限制)等。他说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道路和中国历史研究也许还粗糙了一些，以致积累起大量史料而“只见森林不见树”。韩玉珊向美国学者提供了一本英语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著。应当说还相当浅显，但被认为给了人们所需要的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论述。(27)费正清称其对中国历史学做了饶有兴趣的观察，向西方汉学家讲述了有价值的资讯。(28)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些重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介入这样的探讨。他们希望能将中国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委员会主任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直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29)认为对中国学术的探讨，必须“与西方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从多文明的碰撞与交流的探讨中，理解中华文明及现实中国的可能走向。这些思想也运用到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之中。1970年6月15日，他在给史华慈的信件中，很详细地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了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具体要点。
    其一，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这里，我们将着重于从汉代到宋代的主要的中国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社会背景，支持的动力来源、动机及其政治联系。总之，我们希望在这个题目下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其二，中国和其他社会中历史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可以概括为一种或多种作用：(1)纪念过去，以强调其辉煌以及与现在的连续性；(2)对当代人灌输过去事件中所例举精英的价值；(3)再现过去的典范人物或反面人物来为当代人树立榜样和警示；(4)正统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写作，为当代的新个体或阶层掌权的合理性提供古代的尊贵的谱系；(5)为政策、法律、宗教及其他论点提供可用的先例；(6)娱乐——通过讲故事向不识字的人讲述历史以及通过书面作品向受过教育的人传述历史，从而从过去伟大事件中获得间接的乐趣或者为那些永远不可能成就伟大、尊贵、富有、自我放纵的人提供满足愿望的幻想。其三，历史写作机构的问题，如事件的记录、记录的收集和整理、单个历史学家或一组历史学家如何把这些记录组织成历史著作。还包括官方历史和非官方历史、中国历史写作的机构官僚化以及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审查和控制的类型等。其四，形式和风格的问题。(1)对不同的历史编撰传统记录类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个案研究，如朝代的建立、镇压叛乱等；(2)中国和其他传统对遣词造句和虚构以及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3)惯用语句的问题，即只要可能，就使用反复出现的固定的语言顺序，如“他刚提笔在纸上书写，文章就写好了”；(4)陈规的问题：当事件进展到似乎需要这种或那种人物类型的时候，就以老套的形式将其插入。(30)
    他所提的这四个方面，第一、二、四点属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撰史动机和社会背景。他希望从汉代史家开始其讨论，因为这和希腊、罗马时期相当，看看东西方史学家的角色是否一样。第二个要点实际是关于史料收集、史官制度的讨论，有些是西方史学不一定具有的，属于中国特色，期待能讨论包括史学的国家控制、官方审查等问题。第四个是关于史学的编撰风格、编撰形式问题，他对这一问题很看重，将其化为四个具体的小问题，即所谓“对不同的历史编撰传统记录类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个案研究”，涉及对于中国史学编撰体例和传统的探讨；所谓对遣词造句和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的讨论，由章学诚《文史通义》内容看，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他提的第三个要点，实际上就是对史学功能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史学价值问题的探讨。他显然对这一问题也特别重视，将史学功能归纳为六个方面供大家讨论。
    当然美国学者还试图从多途径来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界出现过一次有关中国传记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31)看似关于中国传记的研究，实际是对中国史学特点及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探讨。当时，倪德卫撰写题为《传统中国传记概观》的文章，从中国古代的传记研究来看古人传记研究的价值。他认为传记研究在中国史学中的意义重大，《明史》中传记的篇幅甚至占全书篇目的60％还多。倪德卫认为在古代中国，传记的编撰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扮演着对死者的最后尊重，提供一项最后的定论(虽然还会有例外)。这主要源于中国的社会特征，对个人生命的最后尊重的行为，是绅士们的唯一义务。(32)而由此，传记也成为传统中国史学的“最引人注目的财富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关于中国古代传记特点和价值的讨论还出现几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赞同倪德卫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就认同支持倪德卫的研究，认为传记撰著作为对个人生命价值最后敬重的行为。第二种观点没有直接评论中国古代的传记特点与价值问题，而探讨西方史学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传记研究。霍华德(Richard C.Howard)题为《近代中国传记研究》的文章认为，19世纪早期西方企业、军队、技术的闯入，导致中国文化和思想传统的优越性、自我满足信念逐渐丧失。中国知识分子根据他们所了解的西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念，重新鉴定自己国家的过去。探索导致对西方著名人物生命的审视，包括对中国历史上先贤生涯的再思考。霍认为，中国迅速转型和变化，对传记写作也起了作用。过去专制淫威下的政治批评(特别是对政府领导的公开讨论)是没有勇气的，但以后就不同。政府权威的相对宽松，传记家能有比以前更大的自由度去重新讨论和评估他们所关注的同辈人。他认为中国传记研究近代化的演变中，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值得关注，这是传统中国年谱和西方传记史学的一座桥梁。在选材运用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研究和批评，克服旧年谱形式中的固有缺陷。(33)第三种观点不认为中国传记和西方传记有大的区别。哥伦比亚大学的贾勒特(John A.Garraty)教授就反对传记研究只是中国专利的观点，他的题为《中国与西方传记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传记发展还是有共同点的。虽然传统的中国观点在看待个人与社会联系的问题上有别于西方，然而最早的传记写作就需如此。在章学诚那里被认为是“对死者的最后的敬意”的话题，也是数个世纪来西方传记的主题词，而章学诚并没有受西方趋势的影响，他的理念主要来之于自己的经验和天才。他认为基本的制约因素还是传记特点本身，一种模式强加于所有传记是不可能的。贾勒特称，“研究中国的传记有助于澄清这些模式的心态，对于每位试图写作的传记作者都是一种帮助。”(34)
    这些试图从对传记研究来探讨中国史学特点、价值的努力及其诸多争论，显示出美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史学总体特点研究的用心。由此还会发现，这种对于中国史学特点的探讨，也出于一种“他者”的需要。近来的一些学者，尤其希望通过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从对中国史学编撰技法和手段的思索中，寻找摆脱西方史学编撰某些困境的出路。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的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35)的论文认为，西方史学由于社会科学化的影响所带来的表述上的种种困厄，看来要到古老的中国史学的编撰中去寻找解决的良方。他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
    四、关注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走向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说过：“代替一个‘范例’，出现了一批范例，对于不同的史学流派来说，每一范例各自代表一种寻求更大科学性的研究模式，同时每一范例都与某些有关历史现实性的一般观念密切相关，这些观念反映了学术团体中不同的思想，社会和政治派别。”(36)他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中提及这一问题的，认为在对于区域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于史学范式和史学流派更迭的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是无法深入探讨的。以此来看美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会发现他们对于中国史学演变、史学思潮更迭的探讨十分重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国际史学思潮、国内外政治变动的影响颇巨，有过数次重大的研究格局的变化，美国学者都有过仔细观察。他们一直试图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真正走向，尤其中国史学界有重大转变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考察点。
    对现代中国史学的第一次重要考察，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也是中国史学在西方史学思潮影响下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一种是在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治史者更重视史料的考证和研究；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影响下，治史者更用心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探讨。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学精华，也非常强调对史料的精确验证和把握。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思潮的出现，与外来的学术思潮有关，也与国内的重大考古发现、史料发现有关，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案。美国学者十分关注这一重要学术思潮的出现，关注其对于中国历史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汉学家恒慕义还精心翻译了顾颉刚《古史辩》自序。时在美国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也很留意古史辩派的动向，热心支持恒慕义的这一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