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厪教授仙逝十年了，他的道德、文章、学术业绩令人无限景仰。特别是他在宏大 艰深的世界通史领域，广蓄博搜、综合比较，创建了崭新的学科框架体系，成为举国公 认的一代宗师。当前党中央一再强调“创新意识”，一再提倡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 ，吴老无疑是在人文、社科界进行大型学科创新的先行者和杰出楷模，他的学术创新精 神应该当做我们的学魂来珍视和崇奉。下面想就此进行粗浅的评述。
    一
    1947年，吴老“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之邀，放弃了在美国优厚待遇”（注：《著名学 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日。），欣然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授，时年方三十四岁。吴老早年为学热衷于“西方史学思想和比较研究东西方历史”（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但回国后却能服从需要，“勉承其乏”，承担了世界古代史的教研任务。当 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条件十分薄弱，起点很低，语言障碍，资料稀少，人才奇缺，理论 基础更是贫乏。但吴老却能仰仗饱满的爱国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武大开拓 了这一新的教研领域，辛勤耕耘十余载，不仅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写出不少创见 迭出、新意盎然的科研著述。如《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略论亚历山大》、《格拉古 改革》、《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埃及和巴比仑古代文 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等。
    在这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吴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有重大突破的两篇论文 --《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和《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 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关于前者，大家知道：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研究 中古史的核心基础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远未成熟，“不论 在理论或历史方面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 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 ，223页。）。为此，苏联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问题》，曾在1953-1955年间组织 了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许多苏联知名史家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重要论文，编辑部最 后还作了讨论总结。一般来说这就应视为经典，毋庸再议了。五十年代初，中苏关系融 洽，全国都在“一边倒”，对老大哥提异议实在是绝无仅有。但吴老作为一位博学广识 、刚正不阿的史学家，在重大学术是非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历史科学的认知规律，另外 也决不能违背学者的智慧和良心。经过审慎地辨析和艰深地探究之后，吴老终于在三个 主要方面（封建主义生产目的、封建地租率、手工业地位）勇敢地向《历史问题》的结论 提出了自己全新的不同见解。这在当时，对于一位欧美留学归来的非党专家来说，是需 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啊！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吴老当年的卓识仍在散放着夺目的 光辉。在论文中，吴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和资本主义作简单类 比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主张“用具体分析封建生产关系特殊性的方法”，来研究“封 建主义的生产目的”。经过大量列举史实和深入论理分析，吴老深刻地写道：“不仅生 产地租不能概括封建生产的目的”，而且即使对封建主而论，“生产地租的本身也不是 他的终极目的，生产地租是为了消费”。这“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决 定的，因此决不能用资本主义为利润而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来生搬硬套地类比封建主 义生产目的。另外，“在封建主义的农业生产中，除地租而外，农民有他自己的生产目 的，是无可置疑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 ，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 ，329-330，113，50，223页。）。至于封建地租率的增殖问题，吴老同样反对“简单类 比法”，反对“从资本主义利润的增殖来推论封建地租的增殖”；而且认为“经济外强 制”对地租率增殖起作用，又加上史料残缺、“论据不足”，故而吴老认为“封建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中，似不应列入封建地租率随着地租形态的转换而递增或递减的概 念”（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对于城市行会手工业，吴老认为“不仅本身具有封建主义生产的属性 ，而且……对全部封建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又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 驱”（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如果按苏联学者们的观点，把它摒弃于封建生产之外，吴老认为是违 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总之，在文章中吴老显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 厚的理论功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理论观点。
    吴老的第二篇宏论，对恩格斯著名史著《马尔克》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拓展，乃早年 史论代表作。文中旁征博引了古代西方政法、君权方面的大量史料，极大地增强了论理 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全文注释85条之多，乃吴老论著征引之冠。文章用无可辩驳的大量 历史事实，详尽论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马克公社在中世纪的西欧继续残存，“保存 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 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页。）。与此同时，吴老 还天才地发现问题“另外的一面”，即“中世纪各霸一方的封建诸侯也利用了这些东西 ，来限制君权的集中和增长，从而保持封建主地方自主的权力”（注：《吴于厪学术论 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 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 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 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极大 地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的“马尔克”思想，从法律和君权的高度进一步深刻剖析了马克 公社的残存，给人以历史事实和历史哲学的双重启迪。西欧中世纪长期未能形成强有力 的中央君权和法制，正好也从史实的层面，为吴老的论断做出了确凿注释。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吴老两篇大作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文 中不仅大量征引了马、恩、列、斯原著，初步统计有《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法兰克时代》、《马尔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以前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而且还成熟和创造性地运用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欧美进步的文化成果，吴老也能批判借鉴，兼收 并蓄。我们完全可以从著述中看到：一位西方学术圣殿学成归来的学人，融汇中西，渴 慕新知，再铸魂灵，奋发创新的足迹和身影。这当然会为吴老日后驾驭大型世界通史学 科的教学和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会为吴老的学术创新提供巨大的理论 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