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79年，吴老66岁高龄，吟咏着抒怀展志的诗篇，步入第二创造期。实际应该说是步 入了一个大器晚成，最为艰辛同时也最为璀璨的创造高峰期。这时整个国家民族，也处 在人才波谷期（左风炽烈，文化浩劫，万马齐喑）向人才波峰期（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大地春回）转型的交汇点。吴老作为饱经严冬磨炼的老知识分子，对“金甍玉砌长安道 ，紫苑红旗万里天”，对历经劫难来之不易的新时期，是格外感到欣慰和喜悦的。他的 饱满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使命感和责任心都得到急剧升华。他甚至不惜 以虚弱多病之躯，“蜗行寸进”（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之体，进行了超乎极限、异常艰辛的拼搏和攀 登。许多壮志如虹，大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都是这最后时期完成的。真是“老 骥奋蹄，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1993年4月9日，他刚刚欢度了八十 华诞，立即争分夺秒地与志同道合的学友们聚会，研讨他主持“新编”的世界通史。就 在大会上，他阐述着精辟的指导意见时，突然语音中断，全场为之愕然，老人家脑溢血 复发而仙逝了。“这是八十高龄老兵在驰骋多年的战场上的最后战斗”（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吴老为学兴趣广泛，渊博宽厚，“不以一隅自限”。早在青年时期，吴老就从陈序经 大师那里领悟了“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的道理 。“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吴老不仅这样说，而且 终生身体力行。尽管他学史出身，却做了经济研究生。留学哈佛，又听过“查利·麦凯 尔文教授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猎许多政法名著，又有“一次学术转弯”（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在史学圈内，他开始专攻英国史、西欧史，回国后服从需要讲授世界上古史，尔后又 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世界近代、世界通史的研究，四十六年如一日，并且对西方史学 史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精深的探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留学哈佛，完全是地道的西 方史学、西方经济学门生；回国后，他却能钻研马列，并且对《资本论》和许多马恩原 著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成为中西兼通、古今融汇、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大方家，成为 我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并且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撰稿人。当然，在英语 和拉丁语的素养方面，他在史界也是超群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史界大师中， 像吴老这样的史界通才和全才，知识面如此渊博和宽广，涉猎领域如此深厚和专精，不 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为吴老的广蓄厚发、开拓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吴老为学的另一特点，用吴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擅长“作比较研究”（注：《吴于厪学 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 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 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 、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一特 点是前述特点的必要发展和延伸，如无广蓄博搜的深厚基础，如果常以“一隅自限”， 试问何以比较？又“比”从何来呢？正由于吴老在知识和史实上横向、纵向的深钻厚积， 又加上马列功底的导向性指引，才使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得以缜密而又深刻地 开展起来。当然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和历史学本身一样古老；可是它形成当代史 学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论，那还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为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克进一步把 它系统化，被人们称为“比较史学之父”；英国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创建 了所谓的比较研究“穆勒五法”（注：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234、236页。）。巴拉克拉夫甚至把它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 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81页。）。现在看来“比较研究”确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导向性和技术性兼容的 研究方法，而且确能使得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辩证逻辑的共性和特性、共同规 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得以在比较研究中加以贯彻。吴老在我国史学大师中，实在是运用 这种研究方法的杰出圣手！吴老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坚实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完 全避免了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比较研究的唯心主义误导。不仅能排比各种历史现 象的共性和特性，而且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探寻历史现象异同点的原因和影响，从而 找到它们出现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早在1940年吴老撰写的《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 》论文，就对比了中西王权集中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社会后果。1947年他 撰写的《师保政治和教育学术》一文，又从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高度，对比了中西文 化传统。1944年他在哈佛撰写的《孔翰士近著<民族主义概念>述评》论文，更对欧洲的 几个主要国家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同异剖析。吴老的早期处女作就显 示了比较史学的聪明和睿智。到了晚年他的“世界史观”和剖析人类历史行程中“诸大 历史运动”的力作，更是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的辩证法。
    而吴老之所以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开创了大型学科世界通史研究的一代新风， 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为学的浩然之气，有一种对权威大部头--包括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朗克的《世界通史》、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以及本世纪英国的《剑桥三 史》、苏联社科院的《世界通史》敢于“碰硬”、敢于“说不”的锐气，有一种独树一 帜、开拓创新的大家气派，有一种在世界史领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非凡气概。这 种气质或气势，决非匠艺型或工匠型学人之所能与俦也。吴老的这种特殊禀赋其实早在 青年时期就已初见端倪。他在哈佛撰文评论孔翰士《论民族主义》时，就曾勇敢地提出 与当时知名学者“除了本书著者孔翰士教授以外，还须与海斯教授等人辩难”的设想。 晚年老人家为《自选集》作序，还念念不忘年轻时“写下的这两句话”，觉得其中“隐 约有点锐气”；而且“几次拟删而复留”，“感到那点少年锐气，是不无可留的了”（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这实在是吴老弥可珍贵的“自知”之言。当然这种可贵的“少年锐气”本身 并不会转化为任何效应和实绩，它必须凭藉坚实的德、才、学、识来生发，来附丽；而 吴老近半个世纪进行的超时空的广蓄博搜和比较研究，才真正为他的大展鸿图铺垫了雄 厚的基础；而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导向性指引，又使得他的全部能量升华为 一种超常的理论勇气，一种破旧立新的巨大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