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吴老成为中宣部、高教部主持编著的大型系列文科教材 的学术带头人，赴京和北大周一良教授一道主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新型《世界通 史》。这是一项无尚光荣和艰巨的重任，也是新中国高教文科教材建设史上的创举，文 化和学术出版界的盛事。
    主编《世界通史》的参照系，众所周知是此前出版的各类世界通史，二老为此博览通 观，深积厚蓄，此前此后做了大量艰苦准备工作（详见后述）。但当时参照最多的还是： 苏联社科院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和“解放前引进来的部头最大又特别有影响的‘ 剑桥三史’”。关于后者，吴老深刻地指出：“不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是欧 洲中心论”。它的形式，它的“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至于它 的内容，它的“主题则是宣扬近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人所创造的近代文明 ，以及这个文明向整个世界的普及”（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 ，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 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 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种著述已为解放后我国学术界所批 判和申诉，它的框架体系必须坚决抵制。至于它的资料和史实，甚至某些史论二老都进 行了审慎地甄别和辨析。对苏联的《世界通史》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应当肯定，在解 放初期引进和学习苏联所出世界史著作和教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设 想，经过了1917年的革命，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直到资产阶级的 阶级观点、种族偏见就都从苏联的史学界一扫而空了”。在历史分期和编纂体例上，它 “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 的影响严重存在”。吴老以我国波涛汹涌的成吉思汗军事征服活动为例，说明苏联教材 硬把它镶嵌在封建社会中期的框框里，显得非常牵强和生硬。应该说早在解放初期，吴 老就已萌生了编写中国自己的《世界通史》的想法，并且最先发现了苏联许多史著的严 重不足。但苏联教材毕竟还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用阶级斗争 学说阐明人类社会怎样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这对我们改造旧的史学观点，树 立新的、合乎科学的史学观点，是有益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 ，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 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 、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因此二老主编的《世界通史》在 框架体系上认真参照了苏联教材，而在具体编写过程中许多方面又都有所损益。并且“ 材料较为丰富，论点较为平实，加强了亚非拉部分，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章节” 。初步显示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编写的世界通史的特色，比苏联教材有许多改进。事后 周老回忆说：“我们两人与各段主编通力合作，一起通读定稿。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 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da厪同志出力为多。1962年出版后，受到各校历史系师生的 欢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对于 解放前后的历史唯心主义盛行，各类剥削阶级历史教科书的一统天下来说，无疑是一次 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它的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为时不久，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来临了。直到1972年5月，周、吴 二老再也无法规避当时那股来势凶猛的极左狂潮的冲击了。面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 部”“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知识”，二老只好在重印这套教材时，加写了一个 《重印说明》，应时顺势地写了五点检查，“修改”、“订正”了个别章节、词句和史 实。但却总体上保留了“原书的体系、结构”。“四人帮”粉碎不久，吴老又一次离汉 赴京，“1979年在于厪同志主持下，此书又作了大幅度修订，臻于完备”（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次修订，吴老乘“十一届 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东风，大刀阔斧修补了苏联教材体系的缺失，清除了“四人帮” 影射史学的影响，坚持了革命的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公正的治史态度，增补了许多重要 史实，如“第二部分的德国、意大利、拜占庭以及第三部分的法国、土耳其”的情况， “英、法农民起义和意大利梳毛工起义”，“意大利早期‘异端’巴塔林运动和俄国博 洛特尼科夫起义”以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等，都颇多增 添和修订。在评价“早期文艺复兴、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等重大历史问题时，适 当参照了当年“国外新书刊”和“新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来源上，原版“主要译自俄 、英、日文”；这次还参阅了“法文资料”，“也可稍微减少偏颇之弊”（注：周一良 、吴于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重印说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总 之，这次修订对原版《世界通史》动了一次大手术，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来驾驭世界历史风云，取得了很大进展。书出后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成为 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普遍选用的教材，获国家1988年高教教材一等奖。这无疑是吴老 教研生涯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学者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大型世 界通史著作的局面”（注：《著名学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 日。）。
    但必须着重指出：吴老为学，思虑深远，高自标置，其治世界通史之鸿图远不止此。 他完成修订重任，由京返汉后，曾写寄给周一良老友一首律诗，披露了此中消息：
    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
    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15）
    注释：
    （15）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全诗写的虽然是修订大功告成后的一种独特意境--爱国之志，激奋之情，温文的气 度，潇洒的风范，“知不足”的谦挹，“叹无边”的困窘……谱成了一首硕学方家独特 心境的胜利交响曲。但今天更值得推敲的倒是作者欣喜庆幸之余，透露出来的一种“操 刀”“解牛”的宏远之志，一种纵横世界历史风云的创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