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钦敬的是，吴老为了实现“新编覆旧编”的这个宏远目标，几乎综合通览和比较 研究了古往今来、国内国外能查阅到的所有世界通史型著作。除前文列举的近、现代出 版的“大部头”名著外，吴老剖析评介过的其它类似著述，据不完全统计还有：希罗多 德的《历史》、波里比阿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奥克斯丁 、伊息杜尔直至弗莱辛的奥托的基督教义世界史、博叙埃的《世界历史通义》、卡尔梅 特的《教俗世界史》、塔巴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的《阿拉伯 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A·萨贝利科的《恩奈阿德》、伏尔泰的《风教通义》、 哥根廷学派的J·C·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L·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 》、J·坎普贝尔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赫尔德的世界史、威廉士的《史学家 的世界历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周谷城的《世界通史》、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丹尼尔夫斯基的《俄国和欧洲》、斯朋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 究》、巴拉克拉夫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等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 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 、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 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对所有这些著述反复 分析比较，反复综合概括，最后发现它们很多“都不具有真正的世界观点”。“几乎都 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发现这些著 述的体系、框架、历史分期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普洛克鲁斯提斯的床一样，对长子是短 了，对矮子是长了”，“都有它的局限”。而他们的作者却硬要把各民族、各地区的历 史，“一块一块地给镶嵌”到按中心地区分期的“阶段的框框”里去；于是形成“按一 种历史分期的架构，把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汇成或大或小的总集”的这样一些世界史， 这样一些“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吴老认为：这“不算是世界史，至少不是一部好 的世界史”（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 ，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 ，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 -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 ，113，50，223页。）。正是基于这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判断，吴老终于勇敢地提 出了“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的理论张本。这个“新编”世界史，就是吴 老一再阐述的“宏观历史”；就是要“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 ，来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就是要勾画“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 上的工笔花鸟”。为此必须“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树立以世界为一全 局的观点”；“这里说的以世界为一全局，并不是说，只要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 史全部汇编起来就行了”。吴老特别强调研究“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 课题”的迫切性，指出“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到 1985年，吴老写《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时，更进一步提出“新编”“宏观史学”的探 索目标是世界“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 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首先，“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 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的“这样一口大麻袋”。第二，“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必须超越 民族褊狭性”，预防“怀乡病史家”的“症候”。第三，这种“宏观史学”“不宜只讲 或主要地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或者“表面上，都以多样性补充统一性，但所 强调的，还是在于统一性”。吴老认为“应当克服这种惰性”。第四，这种“宏观史学 ”“有必要探索和说明这样的主题，即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条是吴老强 调的重心。吴老认为当前提出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如古代“由城邦 而帝国”的发展规律；“文明圈、经济圈的扩大，它们之间交相辐射现象的增多”；以 及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按照吴老诠释的欧亚大陆范围的“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 ”……这些都是破解这一“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横向发展的主题”（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的基础。这样吴老经过数十年潜心探究，终于登高以呼，振聋发聩，提出了一整套破旧 立新的理论原则，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史蓝图，成为超越世界史“旧编” 的新的世界史观里程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吴老不仅是崭新的史学理论、世界史观的缔造者，而且是运用这 一理论和观点，对人类重大历史运动进行综合概括研究的奠基人。从1964年吴老第一篇 世界史观论文问世算起，到吴老七十至八十高龄的十年间（1983年至1992年），一系列重 大历史运动的力作发表为止，吴老前后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积累、孕育、探索和研究，终 于在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学术闭回路式的循环上升运动中 ，取得了理论、实践的双丰收。初步形成了“新编”“宏观史学”的骨架和雏型，为“ 应时而起”的“后继的力量”留下了宝贵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遗产。我想这中间最 令人敬佩的是：吴老在新的世界史观指引下，找到了世界史研究的崭新切入点和突破口 。吴老在探究历史是怎样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没有被历史上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各 种意识形态、哲理法权、制度典章、绝对观念、“怪影”、“幽灵”等精神现象所迷惑 、所缭绕，而是严格而又深刻地从“自然历史进程”的骨架内部去探求历史发展的真谛 。他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紧紧抓住“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立论十分严谨 ；把亚欧大陆（有时也将北非列入），联成一体，克服国家、民族、宗教等的局限，进行 超时空的大范围、大跨度的概括，率先提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新概念 ，从而使整个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把“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 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 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称之为“游牧世界”，并对“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 大冲击”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进行了科学而又公允的评价。客观指出“自人类食物 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 ”。至于“三次大冲击”，吴老既看到它“造成了破坏，有的破坏非常严重”；又看到 它“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 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 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 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是用世界观点观查研究历史得出的崭新结论 。
    紧接着1983年、1987年吴老的两篇传世之作问世了。它们深刻而又精辟地论述了“农 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这样就从农耕世界内部历史和逻辑统一 地找到了它孕育工业世界的深刻内因，为我们破解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谜，奠定了 坚实的史观学和史料学的基础。吴老的两篇大作庞征博引古今中外史著和史实近一百五 十种，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 科技史、艺术史等广泛领域，显示了吴老为学古今兼通、中西融汇、兼收并蓄、取法众 上的强劲功底。其中引自外文书刊及国外作者的共约130条。除多次引用马、恩原著外 ，涉及国外著名的大师级学者还有：阿奎那、亚里士多德、E·罗尔、C·辛格、M·E· 西伯姆、M·S·B·格拉斯、H·皮朗、M·杜布、F·A·奥格、M·布洛克、A·莫雷、J ·穆夫雷特、N·J·G·庞兹、C·比蒂杜戴里、H·克伦比兹、P·厄勒、C·史蒂文森 、A·B·怀特、W·史图布斯、I·瓦勒斯坦因、F·布鲁戴尔、D·C·科尔曼、E·利普 逊、J·W·汤姆逊、A·P·厄席尔、彼得·克拉克、保罗·克拉克、E·F·赫克希尔、 G·施摩勒尔、亚当·斯密、W·W·罗斯托、C·P·金德贝格尔、T·威尔生、P·克里 德特、F·布罗代尔、J·U·纳夫、C·M·凯洛斯-威尔生、J·帕顿、E·J·琼斯、S ·J·沃尔夫、W·H·尼可尔斯、C·M·齐波拉、M·K·班纳特、B·M·S·坎普贝尔、 M·M·波斯屯、阿尔多·德·曼达勒纳、W·坦普尔、F·F·曼德尔斯、J·李约瑟、J ·瑟斯克、F·J·费席尔、G·D·拉姆赛、H·C·达尔贝、H·L·格雷、P·芒图、但 丁、J·吉帕尔、W·G·伦西曼、马克斯·韦伯、R·H·陶纳、J·希伦伯姆、W·H·尼 可尔斯……共约六十四位（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 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 85，329-330，113，50，223页。），几乎遍及欧美近、现代的一些渊博持重的硕学方家 。吴老论文的引语和史料大都出自他们的外文原著，如无外国语言学之深厚功底，决难 担此重任，此诚我国当代史学大家们之所难企及也。此外，吴老征引史实，严格遵循科 学史料学原则，注重去伪存真，信而有征，多用一手史料，力戒单文孤证。如“十四世 纪末英国出口的毛呢，约当1347-1348年出口的10倍”这一重要史实，吴老就曾引用M· M·波斯屯、H·C·达尔贝、H·L·格雷三位方家的著述加以证实。又如关于机械钟的 最早记载，吴老以但丁和J·吉帕尔的著述为证。又如对“农业生产剩余”这一关键问 题，吴老则用E·J·琼斯、S·J·沃尔夫、W·H·尼可尔斯等的著述为证（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 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 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 ，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总之，吴老是在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最后“把堆积 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注：列宁：《什么是“人民 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用吴老自己的话 说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有其 可注意的特点”；“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 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它的最初的孢 子”。“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一些有社会意义的特点”（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两篇大作的点睛之笔。这些貌不惊人、伟大现于平凡的结语，从社会骨骼框架 内部，逻辑和历史统一地阐明了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次巨大变革 的辩证发展进程，为我们从发生学和经济规律的视角，破解了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 谜。拜读之余，不能不为吴老惊人的理论概括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所倾倒，所折服 。吴老的全部论证严格地从经济结构内部入手，但我们仍能感受到整个论证的血肉丰肌 。特别是吴老对“重商主义”这一切近经济本体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剖析，更使人 生动地感受到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对经济基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通过科学论证， 吴老一反著名的德国施摩勒尔、瑞典的赫克希尔、英国的培根以及亚当·斯密等权威的 偏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重商主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 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 着是工业的空前发展。”（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至于吴老对工业世界社会特点的概括：如“时间 感很强的世界”，“计数的世界”，“追求工效的世界”，“不‘敬天’、不‘法祖’ 的世界”，“对外扩张的世界”……更充满了慧睿、博识的机敏观查，为人们提供了一 幅血肉丰满的工业世界风情画。这些特点，正如吴老所说：“不像‘船坚炮利’那样一 碰上就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力，为其‘船坚炮利’作后盾的潜力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所有这些，无疑都从风习、教化、传统甚至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丰富 了吴老的历史概括，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全面而又传神地看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新 生婴儿的丰满画面。
    至于吴老论述人类重大历史运动的尾声，则是1992年吴老仙逝前发表的《亚欧大陆传 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篇大作吴老进行了大范围、大 跨度的超时空探索。在这里，吴老当然不能进行“纤琐”的描绘，也不能像工笔画那样 “细勾”。正如利奥之讥评朗克：“如果画家在一幅风景画中试图画好每一片青草叶， 则全图未成，草色已变。”（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采用的是居高临下、综览通观“鸟瞰式”的 研究方法。用吴老自己的形象说法就是：“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这种 “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在大小轻重之间 ”，“取舍得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 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 ，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 9-330，113，50，223页。）。为此就要“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 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基于以上方法论指引，吴老提纲挈领，取精用弘地概述了新兴工业世 界冲击波对整个世界的荡涤。英、法、德、俄是吴老选取的重点国度，也是做出成功反 应的范例。尽管他们反应的迟早、强弱、深浅颇多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变革了传统农 耕经济体制，向新兴工业经济转轨。而西亚、南亚的大国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 卧儿印度则与之相反。印度尚未做出反应，就已沦为英属殖民地，丧失变革主动权。土 耳其、伊朗则对工业世界和经济变革“懵然无知”，只在“整军、整政的范围”摸索， “不仅反应软弱无力，而且改革本身也不能持久”。至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前者与土 耳其、伊朗“大体相似”，洋务派和改良派只呼唤新军、新政，始终“鲜有触及”“以 农为本的经济旧体制”。而日本则是“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的唯一亚洲 国家。“明治维新于变革政制、兵制而外，又比较集中而持续地变革传统农业经济的体 制”，“在很短期间卓见成效”（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成为亚洲跨进工业世界的强国。吴老以传统 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作为观查、分析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论基 石；用这根红线来贯穿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深刻主题，确实使人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万里江山的世界历史风云尽收眼底，千头万绪的世界历史事变理出了头绪， 我们不能不为吴老天才的理论综合概括能力惊叹叫绝！
    这样，吴老通过“世界史观”论文和“重大历史运动”论文，为后人留下一个既具有 理论张本，又进行了具体概述的“新编”“宏观史学”的雏型样版。与此同时，在这一 “宏观史学”思想指引下，吴老还带领武大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一批弟子、 门生，编写了三集《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编译了一大批有关历史专著和资料，与齐世 荣教授共同主编了一套《世界史》（近代部分上、下卷）；并且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史卷》的同时积极倡导和主编自己“怀之有年”，“欲尽其余力”的“新编”《 世界通史》。1993年4月9日“正是在这部书的讨论会上”，吴老“阐述了指导性意见之 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停止了心 脏的跳动，倒在终生为之奋斗的学术战场。吴老为学四十六载，一直在世界史学科耕耘 ，从上古、中古贯通近、现代，高瞻远瞩，博识通达，发前人之所未发，云时人之所未 云，卓然大家气派，时贤莫能与俦。称得上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20世纪 末的世界史坛，应该说也曾有过少数卓识的史家，提出过类似的世界全局眼光的治史理 念。但很少有人能像吴老一样，在全面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承前启后地把这一理念表述 得如此深刻和周密，并在它指引下，把整个世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用史家信而 有征的浓墨重彩，描绘为：由游牧、农耕到农本重商，到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孕 育，到传统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把这样一条世界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的深刻主题红线，勾勒得如此简明和畅达，这可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重大学术贡献 啊！正如香港《新晚报》所高度评价的：吴老不仅主编出版了“历时三十年而不衰，累 计发行数字四十余万册”的“《世界通史》的系列教材”；而且“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 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入独 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注：转引自《文摘周刊》1994年11 月27日第6版《人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