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者参加了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考察。邓嗣禹撰写的《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编纂学》对这方面情况都有分析。他认为20世纪初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使很多分支研究取得进步，各个断代史和课题的专家得到训练。他认为归纳起来可以划为两大流派，一派为“古物考证家”，他们“学得多，思考少”；一派为“社会历史学家”派，这派学者“思考多，学习少”。但两派各有千秋，总体上应该合作，“思想与事实应该结合起来，孕育出信史”。这篇论文还对当时中国史学的进步作了探讨，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研究科学方法的应用，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及考古、甲骨文、金文的应用；其二，西方历史解释学的运用，把重点从帝国的政治事件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其三，新史料的发现；其四，欧洲、美国、日本的汉学，尤其是蒙古史和中西方交流史发展的刺激所致；其五，白话文的兴起和短篇、长篇小说，戏剧和其他民间文化如民歌民谣等非正式史料的地位提高，酝酿出社会史和经济史。(37)他认为19世纪的史前史、古代史、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专门史、断代史、中外关系史、艺术史等诸方面研究都在发展，这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一次重要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考察焦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希望弄明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怎么回事，会对中国史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家首先开始这一研究。是时翦伯赞主编了一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共10种64册。费正清组织芮玛丽(Mary C.Wright)、刘广京、邓嗣禹、房兆楹等一批学者对这部史料集研究，分别对文献集中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诸个专篇展开专门评论，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芮玛丽联名写“引论”，表达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见解和批判立场。费正清坚持“冲击—反应”论的历史观，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实之一”，“外国人曾经起了主要的作用”；否定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将遵循任何普通适用的诸如“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发展范畴的意见。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的研究中认为，当时的费正清投身于创立一种以美国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可行性分析，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38)
    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两章篇幅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相关问题。所关注的几乎与中国史学界的诸多焦点同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还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分期研究非常重视，“为研究本国的历史投入了众多的心血和情感”。他也强调自己所坚持的“传统—近代”历史观，奉劝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历史观点，称“中国的历史(至少在近代如此)并不只是按照她自己特有的道路发展”。(39)
    当时下功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的是密西根大学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他很注意基础史料的收集和建设，用心主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及其著作都有详细介绍。(40)费维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站住脚了，我们就要重视和研究。(41)当时有关的史料条件很差，费维恺与他的同事们以香港为跳板，收集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费维恺还主编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42)等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收集了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43)他在研究中认为，即使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作无情批判的人也对它那数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积极成就有深刻印象，尤其经济史研究。他认为许多新领域已经开辟，“现代中国的经济史写作已经在成熟的理论水平和全面地掌握反映实际状况的资料上奠定了基础。”(44)他认为大量新文献资料已经可资利用是公认的事实，方法论上也有重大进展，创造新中国的历史观以取代过时的儒学观念已收到实效，(45)仅从有关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论文达150多篇这一事实就可以衡量出来。(46)
    作为当时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深入的标志，是两本重要著作的出现。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69)(47)，一本是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1919—1937》(1978)(4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口号和意识形态、作用和进展、特点和失败原因等问题的探讨。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魏斐德率领的美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家代表团及其后来形成的访问论文集，是他们对当代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品。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49)的论文集，体现了学者们对当时中国史学重大转折的观察与思索。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正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包括对于像农民运动的解释，不再仅仅看成是对于革命特别是对于当权者态度的反映；对农民政权的讨论也不再是注解当代政治的媒介。历史学者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改变。像大众宗教这类问题的探讨，已经从中国史学的复苏中崛起，尽管1949年以来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50)他们还特别注意中国学者一些重大历史观点的变化，像对元明易代、明清易代这一类事件的研究，已经不再从野蛮异族入侵这个视角简单思考，所有少数民族被视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伙伴，蒙古族和满族人都有权力登上统治地位；征服王朝的帝国，一般都被看成是少数民族与大多数汉族精英阶层所建立的联盟，由汉族与非汉族所建立的联合王朝产生了新的动力和方向，推动了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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