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总体战和现代化》的英文版序言写到：“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其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3]（p.7）他们的这一希望，显然得到了广泛呼应。不少学者依此对传统的日本现代史观提出批评，从各个侧面为“总体战体制论”诠释作注，从而使“日本战时体制研究”这一已几无新意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以下所述，可使我们窥其一斑。
    “总体战体制论”推进了对日本社会史、特别是对日本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例如，雨宫昭一在《战时战后体制论》一书中指出，战时体制推进了日本各阶层国民的交流，为战后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日本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这样写到：“对政府、市町村、最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就是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在，同一阶层之间的交流受到阻隔，而自上而下的交流则得以强制推行，从而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不仅如此，政府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因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引起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强制推行，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使‘大众社会’在日本得以形成。”[4]（p.199）
    “总体战体制论”启迪了一些日本学者，他们将“战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联系性”这一问题，作为整个世界史研究的一项内容，用以观察别国的历史，并且指出各国现代史发展的“共时性”。例如，中野敏男指出：“所谓总体战体制论，就是主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在各‘先进’国家出现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代性、共同性，就是主张这种社会变化对战后各个社会的特质均做了强制规定。也就是说，为了克服20世纪初的恐慌和争乱、战争和革命频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状况，在各‘先进’国家，国家体制的统合力不断得以强化，特别在30年代以后，为应付战争而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成为这种社会变化强有力的杠杆。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体制、美国的新政，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均被认为是一种共有的时代状况。重要的是，为了备战，在国民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的名义下，以形成强有力的国民统一为目的的总体战体制，无论在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还是生活世界方面，均根本性地改变了此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变化，甚至在制度或人的关系方面，也基本规定了战后社会的结构。换言之，战后社会应被认为是以30年代为转机的社会变化的继续。”[5]（p.14）
    另一方面，中野敏男还从“战时和战后思想的连续性”这一前提出发，对持“战后历史学”的丸山真男作为“国民主义者”加以批判[5]（p.88）。毋庸赘言，这里所谓的“国民主义”是否定个性的同义语、是民主主义的反义语。
    “总体战体制论”对女性问题专家上野千鹤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民族主义和性》一书中，上野千鹤子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换言之，上野千鹤子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6]（pp.45-51）。上野千鹤子的这一观点，不仅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而且为认识“现代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参数。
    “总体战体制论”还影响了西方学者关于日本殖民地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Louise Young）的专著《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格对“总动员帝国”下了这样的定义：“为了建设殖民地帝国而对本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社会动员的新型帝国主义。”“正如总体战包含着枪炮后面的战斗一样，总动员帝国也是在枪炮后面形成的。总动员帝国就是对国民大众和本国社会进行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动员……只有考察各种因素的乘积作用和连锁结果，我们才能形成作为特殊的支配型的总动员帝国的印象。”按照他的观点，“满洲国”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日本国的重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惟独日本形成了这样的“总动员帝国”，而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均没有形成这样的“帝国”[7]（pp.10-11）。虽然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但其本意，显然是试图从另一个侧面，为日本战时战后体制存在的连续性理论提供论据。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格所谓的“总动员”，具有一种全体主义的网状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包括本国的大众政治、大众社会、大众文化的各项制度结构，而且动员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参与殖民地帝国建设。这种观点不仅涉及“总体战体制”对日本本国的影响，而且涉及战时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二者社会变化是否存在一体性，这一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